文/朱汉民
朱汉民，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战国时代到两汉时期。这段时期是士大夫精神的奠定阶段。我认为奠定士大夫精神传统基础的主要是儒家，当然也包括道家、法家等几个不同学术的流派，事实上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均成为士大夫精神的来源。但是，在这些文化思想来源中，我认为儒家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我在这里用了“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士志于道，士大夫的志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士大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要把道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社会、文化的双重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精英阶层的代表，天生就对社会有责。所以，孔子总是有一种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有一句话：“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认为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他不知道怎么关爱他的臣民；而臣也不像臣的样子，臣子也不知道尊敬、服从他的君主。父亲不知道怎么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孝敬他的父亲。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建立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必须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没有了，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礼乐文化，先圣、先贤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礼乐面临危机，所以孔子同时感到一种文化焦虑。
孔子希望重建一个“天下有道”的世界，他希望士大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必须以“道”为原则去侍奉君子。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务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他认为士大夫必须坚持自己社会秩序的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理想的道，以“道”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
孔子的一部分弟子，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思想。比如，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士大夫总是要面临很多问题，包括自身命运的主宰，其他权贵的压迫，但是孟子认为作为士大夫，应该是一个大丈夫，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有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西汉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陆贾认为，作为君子、士大夫，就应该直道而行，尽管坚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他认为如果坚持道的人可能会“身孤于世众”，但是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就是由儒者所创立的“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道”究竟是什么？“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它能够化解士大夫的社会焦虑和文化焦虑。所以，士大夫是“道”的价值承担者。他们必须把这套价值承担下来，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道”靠什么来支撑？道本来是人道，儒家认为人道来源于天道，也合乎天道。它不仅仅是儒家学者主观追求的“道”，比如，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就是认为人内心的价值追求，其实是和天道相通的，所以“道”就成为一切士大夫的精神目标和信仰支柱。这一点，是士大夫精神的重要核心。
对于士大夫来说，对其信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现实君主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学者、追求信仰的圣徒，同时还是庙堂的官员。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必须遵守政治秩序，必须服从君主、皇帝、天子的任何命令，因为君主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士大夫作为身兼学者与官员为一体者，必然面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所谓“道统”，作为一个学者的士君子，士大夫必须坚守从孔子、孟子传过来的文化理想、价值理想，他必须要坚持“道”的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官员的士大夫，他必须服从现实的君主，他必然面临“治统”。士大夫作为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的“学者—官员”，首先必须面对精神权威的“道”与政治权威的“君”的关系。士大夫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统和治统合一。一位士大夫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道统”与“治统”必须合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治统”总是分离的。“道统”如果没有“治统”，士大夫的理想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个“道”是空想，只是学者观念或者书本里的东西；但是，“治统”如果没有“道统”的话，天下也会乱，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会导致治统无序、道统孤悬的状况，对两者均是严重的伤害。作为“士”，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该如何？他应该是“道”的坚定维护者，还是“君”的忠实服从者？士大夫的回答是：“从道不从君。”这是荀子在战国时期讲的，他认为士大夫在面临道和君的冲突时，应该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
实质上，“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导致“治统”无序的情况，在东汉的时候就发生了。士大夫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出现在历史上，应该是东汉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士大夫非常分散，秦朝的政策是“以吏为师”，儒家士人没有地位。西汉“独尊儒术”，采用察举制度，使读书人能够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而选拔为朝廷官员，开始形成一个士大夫群体，官僚队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来越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这样一个士大夫群体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东汉王朝中后期，皇帝年龄较小，不得不依仗后戚掌权，导致后戚势力膨胀；而皇帝长大成人欲夺回皇权，更多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集团，从而形成历史上后戚与宦官此消彼长、轮流掌权的现象。在当时的朝廷里面，最有权势的是以下几个集团：宦官是在皇帝身边的近侍，他可以借用皇帝的权力；皇太后、皇后往往利用家族势力掌控朝政。此二者通过非文化的途径取得上升通道，获取政治权力。所谓文化的途径，就是通过从士到大夫的后天努力奋斗的途径。后戚与宦官这两个政治势力群体往往不是这样，所以在后戚、宦官与士大夫三者共存的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权利结构中，士大夫集团往往会与后戚集团、宦官集团发生冲突。士大夫群体以理想为重，而那些宦官除了谋取权力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化目标、社会目标，士大夫群体的王道理想主义与后戚、宦官集团的现实实利主义存在根本的冲突。所以东汉时期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和宦官势力、外戚势力的政治斗争。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和诛杀士大夫，故而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大夫在和宦官的斗争中，受到宦官的严厉打击，然后被流放甚至杀头。其中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士大夫，被称为名士。这些名士因坚持和维护他们理想中的圣人之“道”而著名。这些士大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身护道而成为名士，被称为风节名士，即高风亮节之意。为了坚持原则、为了坚持道德理想，为了维护国泰民安，他们和宦官、外戚展开斗争，甚至牺牲生命。这些士大夫的作为赢得了民间老百姓的拥护以及读书人的支持。
东汉时期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和其他的政治势力对抗，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好地表现了“士志于道”的精神。这在东汉党锢之祸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真正践行了孟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圣道追求，用自己的生命来殉道。尤其在昏君支持宦官和外戚的时候，士大夫作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反而受到打击。然而他们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坚守，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这就是从战国时代，由儒家奠定的“士志于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士大夫精神。从士大夫精神奠定的这个阶段看来，士大夫确实有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因为他们是用文化理想和政治权力抗争，而抗争的结果往往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在士大夫看来，“道”的意义超越了生命的价值，所以叫“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展现为坚持文化理想、坚持道德、坚持为天下的人生追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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