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化

最近看完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林语堂对苏东坡是真爱，但是对王安石却多加批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确实弊大于利，但是从当事人当时环境来看，也不能一味否定。

比如说他的青苗法。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地方贷款伤民（下等户），国家出面来协调，由地方政府放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让民众的损失减到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还能保证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生产。但出发点和终点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走到底。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的歪曲、走样，强制借贷、地方不作为等等等等，最后连百姓自己都反对了。

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实宋代不乏有识之士，从许多史料我们都能得知，差役历来便是官员论证时常常提起的“积弊”。司马光、欧阳修都曾经大力反对差役法，可为何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反对差役的时候，他们就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了呢？因为，王安石的免役法确实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纳钱”。刚开始的时候，免役法还只是要求上等三户纳钱，不久之后便明确为所有居户，不论户等。这样一来，免役法也就完全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了。

又比如，他的某些极端思想。很著名的一个故事。熙宁元年，神宗问政延和殿。所讨论的是朝廷冗费太多，加上暴遇天灾，是否应减少大臣的赍赏。司马光对的是，该减。虽然所费不会太多，节约出来的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减与不减是人格上面的事。何况，要是只要涉及减少待遇，大臣们就发出“有损政体，有损国威”的声音，那么将永无减少之时？就这么直面的来看，司马光的说的是不是很对？而且有没有感觉，这些思想应该是王安石的台词？王安石可是两袖清风的清廉宰相啊！

王安石对的是，不用减，“未足富国，徒伤大体”！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执拗宰相”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

当然，一两句话，一两个政见不能代表什么，而且之后，这次论政还扯出了熙宁变法的主要议题：理财。

王安石说出了著名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对的是：“天地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评判经济政策的是非。仅仅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大家看看—其实司马光也好、王安石也罢，都是在自己的眼界里看问题的。至于大臣待遇该不该减少这个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能称不上对。

司马光是大家垂范的意思，但你这样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你是高风亮节，你家资雄厚，你固然可以减少，但底下的人呢？你退休之后来接任的人呢？国家财政问题不是减几个工资就能解决的。

王安石则是绕过表面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思，但这样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措施，而王安石在当时明显没有准备好，在论政的时候，司马光直接批判说：此乃桑弘羊欺罔之辞云云。而王安石则顾左右而言他。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有他明显的局限性（吏治上基本未能触及），他的变法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他理想中的“均贫富”，并没有改变“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贫者的负担，但变法确实非常有效的改变了北宋过去“百年积存，维余空簿”的国家财政赤字问题，为之后河煌开边打下了基础。不过这样来说，他的变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民意支持，而他在士大夫阶层中本来就根基不深（主持地方工作多年，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他的人脉），变法中的青苗、市易法还重伤士大夫阶层，这样一来，王安石在士大夫、黎庶中下两大阶级中都没有绝对可靠的支持，他个人的非议自然不能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