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
《异类》是由《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所作。在书中作者超越个体原因，通过一系列成功人士的案例事件找出成功的根源。成功并非单单是个人努力，有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这本书不是一本励志书，也不是一本实践指导的工具书，不过也许是一本能够开阔我们思维与视野的书。书中大量篇幅写到了机遇、环境、文化对人的影响，而勤奋努力对个人的影响只用了1到2章的篇幅去描述。
在《异类》中作者主要通过一些人物案例从先天因素、个人因素、环境因素、文化因素四个方面讲述了成功的原因。
一.先天因素
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的生日集中在1月、2月和3月。因为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分到同一组。在挑选小选手的时候，1月1日出生的选手跟许多年纪比他小的队友在生理成熟度上比起来会有巨大的差异。根据年龄筛选、分组、并区别训练，进而优胜劣汰。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会使孩子更加自信，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
马太效应说，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他们因此最终取得更大的进步。富有者应取得更多的减税优惠从而变得富有，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冰球队的孩子中年龄稍大者获得更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变得优秀。在社会学领域中，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
当然作者也在文中提到了，智商与成就之间的关联。一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心理教授刘易斯特曼，将许多学生进行测试并分组，最终挑选了1470个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观察他们今后所取得的成就。但研究结果表明，仅靠智商很难区分两个聪明的孩子。智商只是一个能够达到某个领域门槛的保证，与取得成就的大小并不是有太大的关联。勤奋努力程度与情商的高低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就的关键。
二.个人因素
作者列举了甲壳虫乐队与Sun公司创始人之一比尔乔伊两个成功事例。
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乐队先后五次到访汉堡，他们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五小时；第二趟则表演了92场；第三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九十小时。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万，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有1200场，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在汉堡的超量训练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比尔乔伊在10岁时就开始学习计算机。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他每天编程八小时到十小时，加上每年的暑假，再加上工作后一年的日日夜夜，所以大概是10000小时。
在一个人的学习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的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值。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间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值1万小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万小时的训练。
三.环境因素
1.社会环境
如果说1975年1月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那么谁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享受黎明的第一线曙光？在1975年，如果你的年龄太大，你已经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你已经买了房子，结了婚，绝对不可能放弃一个好工作和养老保险，不切实际的花397美元去买个人电脑？所以我们把所有生于1952年以前的人排除在外。如果你的年纪太小也不行，假如1975年你还在上高中，即便你想尽早入电脑这一行估计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我把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也排除在外，1975年最理想的年龄应该是20到21岁，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到1955年。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史蒂夫乔布斯出生于1955年2月24日，比尔乔伊出生于1954年11月8日，史蒂夫鲍尔默出生于1956年3月24日。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社会环境促成的结果。
2.家庭环境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与技能。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是孩子自己的事。
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标准被安排的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互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
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他们更加机灵沉着，衣着得体，富有吸引力。
四.文化因素
文化传承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
1.地域文化
荣誉文化根植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果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由于那里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依靠牧羊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否活下来，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则更多依靠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之间就被人全部偷走，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
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经济状况还是个人尊严，他们实际上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2.民族文化
作者列举了大韩航空801航班和艾维安卡航空052航班两起空难。一个典型空难通常包括七个人为的错误，飞行员中的一位犯了错误，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他们中又有一位在前一个没有发展成事故的基础上，再犯一个错误，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直到第七个。结果正是所有错误操作的累加，导致了最终的灾难。而这七个错误很少与飞行技术与或知识上的缺陷相关，也很少出现飞行员之间的技术分歧。造成飞机失事的症结要集中在团队协作和相互沟通上。
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在语言学上被称为以说话者为导向，意思是说话者有责任将意思清晰明白的表达出来。在韩国文化中的沟通方式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是以聆听者为导向，也就是说意思是否搞清楚取决于聆听者自己。
不同国家权力距离指数也不同。权力距离指数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的机长与副机长沟通的时候，副机长说话较为含蓄，没有能够达到有效的沟通，最终造成飞机失事。
3.综合文化
农业文化中，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以“机械导向型”的。农场主想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出，就需要购进更多高新技术设备，用机械代替人力。在中国或者日本农民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也没有更多的土地转化为新耕地。农民想要增加产出只能依靠更熟练的耕种技术更精确的耕种时间以培育更优良的水稻品种，这种稻田文名称为“技术导向型”。所以在亚洲，从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价值。
最后
读完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勇于接受、学习新事物，个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在努力之外更要善于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来把握成功的契机。我们都处在时代的浪潮中，在这信息爆炸、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有时候我们是被动的被时代推着走，如果能顺时而为也许我们能够先人一步、在前进的过程中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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