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来看，上东区和西村只相隔几英里，我家只不过是从城市一角，搬到另一个角落，听起来没什么。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从心理层面来说，上东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第一次到转角的杂货店时，发现自己穿得实在太随便，居然套上牛仔裤和木屐鞋就出门了。杂货店里所有的女人都盛装出席，花枝招展，虽然那只是一个平日周二的早上十点。所有女人仪态端庄，靴子一双不晓得要几万，喀什米尔风衣上的钮扣亮到刺眼，飘逸秀发充满光泽，连购物袋都美到不行。
就算躲进新家那栋建筑物，也无法让我感到更轻松、更自在，或是更友善。我们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住户正在吵是否该强制规定，用婴儿车推孩子的人，只能搭乘平日用来载包裹和垃圾的货梯。显然某几位邻居认为，客梯是给所有人用的，除了小孩；但狗可以用。
这栋大楼的狗穿着喀什米尔毛衣与皮衣，狗链上点缀着珠宝，狗主人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老祖母、手上戴着巨大钻石的年长贵妇。一天下午，一位雍容华贵的年长女士走进电梯，手上有我这辈子看过最大颗的宝石。我偷偷问电梯服务人员：「那是真的吗？」对方被我吓一跳，扬起眉毛小声回答：「我想是真的，而且她有好几颗。」
我知道就算是在上东区，也不是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伊甸园生活。夏娃也有等级，分为贵妇、有钱贵妇与超有钱贵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超有钱贵妇最精雕细琢，最美，而且一般生最多孩子。
我第一次看到带着一群孩子出门的贵妇时，吃惊到脑子当机。那是一个身材小巧的棕发女子，发型完美，服装完美，身边带着两个保姆，拖着六个孩子走进一家顶级童装店。几个孩子扭来扭去、闹脾气不肯试穿的高级衣物，一件大概都要好几千美元。我看着他们，心想其中几个会不会是前妻生的？一定是的，对吧？不对，错了。她离开后，店员告诉我，那些孩子全是她亲生的。她是家庭主妇，老公事业做得很大，家里有很多房子，还有很多店面。这样的女性在我的新栖息地有很多，她绝非特例。
很快的，当我看到生一堆孩子的家庭时，开始觉得没什么──到处都是这种家庭。以前人家说两个孩子恰恰好，但这里则是三个孩子恰恰好；别人是三个孩子不嫌多，这里则是四个也不嫌多──以前大家听到有人生四个都会愣住，但在上东区这种事没什么。这里生五个小孩的人不是疯子，也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才生那么多──生五个只说明了你很有钱。生六个的话，显然整栋楼都是你家的，或是你有私人湾流机。
孩子很多，爸妈的钱也很多，但学校就只能收那么多学生。在上东区这个丰饶之地，有些东西却极度难以取得。在上东区变异的生态，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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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大呼：「妳忘了？」「忘了」这二个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来。
她的语气充满斥责与难以置信，态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别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东西。我原本还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
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因为大部分的人坚信，孩子在上幼稚园之前，必须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点上。
电话上的女人逮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获了──我很焦虑，希望才没几岁的儿子能有美好未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压不晓得飙高到多少──我觉得心脏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解释为什么自己忘了申请托儿所。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
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可能忘，但我们家最近才刚从下城区搬过来。那里的规定比较不一样，最后申请日期比较晚。我哀求电话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时间解释下去有没有用，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有用，如果她愿意怜悯我，我将立刻冲过去领「圣袋」──装着报名表及格式说明的大型牛皮信封袋。申请学校的父母必须写一篇作文，说明自己为什么想让孩子念该所学校。有的时候，圣袋甚至会附上推荐信格式。我不断说：非常、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听我讲话，真的，很抱歉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然而我真正想讲的真心话（不只是对这次接电话的人，而是对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其实是：「为什么你们要高傲成这样，故意刁难人？！」只是托儿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学名额太少，这些我全都懂，但托儿所应该是个让孩子吃全麦饼干点心，用手指沾颜料画画图，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地方。那个地方理应温暖和善，可以让孩子享受动手做的乐趣，还可以交朋友，念故事。电话上的女人是学校和外界的窗口，难道不应该有礼貌，乐于助人，就算打电话过去的人搞不清楚状况，问了过于天真的问题？上东区不是这么一回事，显然让小朋友有地方玩游戏是严肃到不行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论是申请学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关于学校我还有很多得学的地方。
上东区的女性告诉我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有时她们似乎长出深色羽毛，尖锐鸟喙，以及鸟类冷酷无情的双眼。好吧，其实我想起英国鸟类学家戴维．拉克（David Lack）研究的母鸟。拉克在二战过后研究英国乡间鸟类的育儿模式，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母爱的美好幻想。
不太明智的鸟妈妈会喂食整窝的小鸟，比较聪明的鸟妈妈也可能整窝都喂，但它们会看情况，放任体型较大的孩子，把体型较小的孩子挤出窝外，或是看着它们啄死自己的手足。聪明的母鸟甚至可能干脆放弃整窝雏鸟，等下次繁殖季节来临时，在果子较多的地方，和更身强力壮的配偶再生一窝蛋。
拉克发现，母鸟若要成功带大下一代，除了要愿意牺牲奉献养育孩子，有时也得「节省母爱」。聪明的鸟妈妈精打细算，每天依据生存条件「做着为人母的算计」。赫迪等研究演化与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人类或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都会打同样的算盘。
上东区的妈妈有能力扶养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而且还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关爱，以及Bonpoint 生产的顶级法国童装。不过那并不代表上东区的妈妈没有自己的育儿策略，她们就连受孕日都打过算盘。
在温暖、懒洋洋的夏天生孩子，应该不错吧？暑假是父亲比较好请产假的时候，而且每年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在户外办派对，举行野餐，吃蛋糕，听起来很棒对吧？这位姐妹，妳错了！生日在夏天一点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
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小男生比较活泼好动，比较不听话，而且发展动作技能的时间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点」再入学。美国南方人喜欢让男孩晚读，这样孩子入学的时候体型就会胜过别人，比较容易被选进运动校队。纽约人喜欢让孩子晚读的原因，则是为了让孩子重要的大脑和认知发展胜过同学。
理论上学校每个年级招生时，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儿子是七月生的，差一点就要隔年才能入学，但还在期限之内；不过嫂嫂说，学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实是五月，而且他们比较喜欢收十月出生的孩子。
也就是说，我不只太晚才开始申请托儿所，还在错误的月分生下性别错误的孩子。我向一个刚认识的妈咪请教托儿所的事，她惊呼：「天啊，妳不但还没申请，而且儿子还生在糟糕的月分？」另一位妈咪在儿童游乐场当着儿子的面，也说了同样的话，儿子大哭：「妈咪，我的生日为什么很糟糕？」我安慰他：「亲爱的，没这回事。」但那是句谎话。我这个做妈的人，让我们母子俩身处于出生的月分的确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这下子也顾不得了。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我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所以我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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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要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虽然我很晚才开始申请，英嘉和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我还是拿到申请表。
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跑西跑，搜集简章，然后开始写作文，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殊长才、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我实在很想写：「鬼才知道，他才两岁！」不过当然不能那样写，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
填完申请表后，接下来是「试玩」，但我都称之为「海选」，因为那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托儿所会把试玩的时间，安排在孩子午睡的时段，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要那么做，除非学校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排除「不合群」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否因为太累，在玩具厨房里闹别扭？或是打了游戏桌旁其他孩子？不专心听故事？那就恭喜了，祝你下次好运。
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灯光和按钮的游戏烤箱。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下的大风吹游戏，他们想看，一群累坏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
儿子等啊等，都轮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起来。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挤，也推了儿子，现场的「试玩」一团混乱。儿子哭了出来，我气坏了，受不了这种实验，站起来安抚他（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家长该坐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他们在这种愚蠢的「试玩」活动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评估」项目）。当时我真希望，好吧，我现在也希望，可以把那些所长关进十八层地狱。凡是无缘无故给两岁孩子压力，折磨满怀希望、紧张又脆弱的母亲的所长，应该通通关在同一层。
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现场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处于崩溃边缘，深怕孩子出错。我们自己也知道，家长也是托儿所测试的对象。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些学校人员看着众家母亲坐立难安时，他们得到快感。他们掌控着人脉，有权选择哪个家庭才能入学。小小孩们谁会被挑中、谁会被淘汰，全要看他们的心情。你们这群有钱有势的女人，落到我们手里，还不是一样。
但我能怎样？其他妈妈又能怎样？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感觉得出来，那些托儿所的人，很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盛气凌人，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大家之所以都得求他们，完全只是因为托儿所不足，僧多粥少。
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间高级托儿所试玩时，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先生说，那间托儿所的所长，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说完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那天我手指不断敲着桌面，焦急等待老公和儿子的面试结果。电话响起，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摔下椅子，老公低声告诉我：「我想跳下窗户。」我心一沉，尽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声音问：「怎么了？」
老公说，儿子试玩的时候，托儿所的所长也在。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乐多黏土，一起画画，一起说话。玩到一半的时候，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叫了她好几次，但教室太吵，所长没听到，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虽然只是轻轻地），大声说：「嘿，我在跟妳講话！」
我至今都不明白，儿子最后是怎么进了那间托儿所，我从来没问过原因。我和老公想，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虽然那是一间人人抢的托儿所，但那间学校非常重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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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因为儿子进了一所「好」托儿所，欢天喜地，简直是灌篮成功，或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知道最好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我道行不足，我其实很享受其他妈妈嫉妒的眼神。每次别人问儿子念哪间托儿所，我回答后，大家都很羡慕。能进那间托儿所，简直像是拥有一间透天厝，一颗大钻石，或是在汉普顿海边有别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你的孩子等于是进了「一流学校的直升班」，你完成曼哈顿人的美梦。
但我每天把儿子送到学校后就开始哭，我哭不是因为儿子走进教室的景象让我太感动，也不是因为放开儿子的手象征他长大了，更不是因为当妈的人偶尔有心酸的时刻。
不，我哭是因为其他妈妈有够坏。我向老公还有下城区的朋友抱怨时，都叫那群妈妈是「可恶的贱女人」。
那些妈妈站在走廊上时，各自站成一圈一圈，头低低的，不停窃窃私语，说着闲话，还不时偷笑。所有人似乎「以前就认识」，而且都穿一样的衣服，昭告天下她们是同一国的──下雨就穿Burberry 雨衣，天冷则穿时髦羽绒外套。她们脚上的浪凡（Lanvin）包脚平底鞋，或是高到不行的高跟鞋，都让人知道她们「有司机接送」，不需要走路。
她们窃窃私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偶尔抬头和我打个招呼，但她们几乎从来不开尊口。每天我都提早到学校，以避开想钻个地洞躲起来的感觉。我向其他妈妈打招呼的时候，她们视若无睹，就好像我是透明人。我只能尴尬地一个人站在一群人旁边，没人理我。每天教室门一开，我马上把儿子送进去，说再见，然后立刻转身离去。站在走廊上时，我总是感到怅然若失，心中纠结。除了当隐形人让人不好受之外，最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老公完全无法帮儿子找到玩伴。
孩子放学后，父母得替他们找到玩伴，约别的孩子一起玩。我和老公努力安排，传简讯，写电子邮件，打电话。我知道其他妈咪和其他学校是怎么做的，但我的简讯，我的电子邮件，我的电话，我传给儿子同学妈妈的讯息，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更糟的是，我在走廊上直接问她们的时候，她们通常会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则会瞪大眼，和一旁的朋友使一个会心的眼神，无声地说着：「我的天啊，妳相信吗？她还不懂吗，有够尴尬的！」每一天，其他妈咪继续当我是透明人，我才知道，在她们眼中，我和儿子是下等人，不能一起玩。我心烦意乱，陷入无比的低潮。
在被排挤的那段期间，我的身体变得不是很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恍恍惚惚，觉得脱离现实，脑子和身体分家，接触不到身边的人。一天晚上，我告诉先生这件事，然后才想起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读过这种症状。我碰上了文化冲击──人类学家、国外的交换学生，以及进入贵族大学的穷孩子，都被这种症状所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不再一头热想融入，而是默默观察。我虽然是个不安、打不进圈子的母亲，但同时也是社会研究者。既然如此，那就开始研究吧。
在一旁观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跟我讲话。我观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外头总是有一堆开凯迪拉克的司机在等着，而且每个母亲都穿得非常正式，虽然她们似乎都没有在上班。每个人都赶着去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显然很重要的地方。打扮最隆重的人──脚踩厚跟靴或恨天高的那些人──她们把孩子送进教室后会大喊：「等会儿见！」我心想，她们一定是要到一个讨厌的地方会合。
搭电梯的规矩是保持安静。某天早上，我因为送完孩子后要开会，所以没套平日的牛仔裤和薄上衣，头发也没绑成马尾，而是穿得较为时尚，头发也整理得比较有型，还画上淡妆；结果碰上两个一身装扮无懈可击的女人瞪着我出电梯，她们摆着臭脸，其中一人嘀咕：「那女的谁啊？」我头皮发麻。这是一个秩序颠倒的世界──学校的重点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母亲。母亲们忙着抛出飞吻，与闺蜜亲密交谈，有时还不忘互捅个两刀。孩子则是母亲时髦装束的一部分，有如装饰品或配件，挂在妈咪结实的手臂上。母亲是一种让人可以炫耀的身分，能聊天的好友情谊则是稀世珍宝，只有少数几个人才配得上。
我发现那种你说哈啰时，最不肯打招呼、离谱到直接转身走人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我在时尚杂志上认出其中几人。她们的老公是报上会报导的有钱人，或是我在广告业工作时知道的大人物。还有是的，我很快就发现，这些贵妇甚至不太和彼此说话，她们集中心力，只把力气用在争抢可以和某一、两位或三位妈妈说话的特权。我在心中把她们抢夺的对象，定位为位阶最高的女性──那些女性显然财富比别人多，脸蛋比别人漂亮，表现比别人杰出，还有最重要的是，她们全都嫁给比所有人成功的成功人士──女人先生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评判指标。
先生觉得我大惊小怪，夸大其词，一切只不过是女人家的小心眼。有一天，我又告诉他，我送孩子到学校时发生什么离谱的事，他说：「拜托，哪有可能那么严重。」于是隔天我让他自己送孩子上学。那天他第一次见识到那群女人的恶行恶状，高呼：「那群女的脑子有什么问题？我跟她们说早安，她们连理都不理！」我幸灾乐祸地回答：「早跟你说了。」
老公铩羽而归后没多久，某天儿子放学后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泰纱邀他一起出去玩──他们要搭她家的私人飞机。我本来觉得这个邀约有点奇怪，也太奢华了吧，结果保姆莎拉告诉我，在儿子的学校，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儿子接到邀请，是因为每个孩子讨论自己的哪架飞机有什么优点时，只有儿子一个人说家里没飞机。泰纱因为可怜儿子，才邀他一起搭飞机。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至少这是个开始，儿子做得比我好，已经有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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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其他妈妈接送孩子上学，祈祷儿子和我能找到真正的玩伴。我想到脆弱的母黑猩猩和她们的孩子，也想到几年前我选修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课时，读过有关东非狒狒的研究。
东非狒狒群组成阶级严明的社会，位阶最高的母狒狒享有一切好处──比较好吃的食物、比较安全的睡觉场所，比较优秀的雄性「友人」与保护者。位阶较低的母狒狒，显然也会想分到一点好处。她们可以试着在东非狒狒的社会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方法是想办法服侍位阶高的母狒狒，帮忙照顾她们的孩子。
位阶高的母狒狒会一而再、再而三赶跑趋炎附势的低阶母狒狒，打她们、揍她们，甚至经常用危及性命的方式，攻击想当保姆的低阶母狒狒。但最后，高阶的母狒狒依旧会让其中一只低阶母狒狒如愿以偿，允许她成为「代理母亲」（allomother）一段时间。高阶母狒狒刚生下的孩子或年幼的后代，将因此多了一位照顾者。低阶母狒狒得以成为保姆后，就此被高阶母狒狒「接受」，毕竟她们替女主人办事，女主人有人帮忙顾孩子，更有机会帮自己和孩子找到更多食物，更能适者生存。
此外，帮忙带孩子的低阶母狒狒可以「保姆凭子贵」，仗着女主人的地位，在群体中获得更多势力、更多保障。位高权重的母东非狒狒，藉由允许其他母狒狒当代理母亲，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其他低阶狒狒。
我和众多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一样，加入另一个团体后，被压在阶级最底层，要不是被当作可疑人士，就是被无视或骚扰。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吼猴，因为年轻的母吼猴移居他地时，会挤下原本的高阶母猴，一下子登上最高位。但可惜我显然是狒狒，在狒狒的团体中，新来乍到的母狒狒地位最低。新狒狒要是无法和中高阶的狒狒结盟，她和孩子的生活就惨了。
我知道一旦我和儿子被排挤，只要还住在上东区，我们的地位就很难变动。我不想让儿子在学校成为没朋友的人，不希望我们母子俩被拒于门外，尤其是儿子不能落入这种命运。我不断想办法融入，虽然心里很受不了，还是在学校大门拼命向大家微笑。但虽然我观察了很久，却依旧找不到打入群体的方式。
最后，上帝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救了我。但要是我把以前学过的东西记牢一点，我原本可以在上帝救我之前，就先扭转自己的命运。许多人类以外的母灵长类动物在身处困境时，就是靠这一招拯救自己：透过引起高阶雄性的注意。
有一次，儿子班上势利眼的妈妈们，办了一场阶级严明的鸡尾酒会，结果儿子某个同学的爸爸暧昧地跟我调起情来。那位爸爸很有礼貌，人很聪明，有一点浪荡子的味道，和我还正在努力习惯的严肃上东区金融人士很不同。那天，老公待在家照顾儿子，派对上的其他妈妈又忙着跟彼此说话，我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来了这位很好聊的爸爸之后，我们很自然地攀谈起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爸爸的家庭背景是曼哈顿某个银行帝国，他母亲的权势与财富如母猩猩菲洛，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儿子班上，都属于「非常顶级的最高阶层」。隔天我送儿子上学的时候，他在一群妈妈面前提议我们的孩子应该一起玩。他问：「星期五可以吗？」我说好。
他离开后，一个比较友善的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偷偷问我：「妳是怎么办到的？我已经试了好几个礼拜，想让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玩，他都不肯答应！而且我爸妈还认识他爸妈，他们以前都住威斯特彻斯特郡。」我耸肩，建议她下次可以和那个爸爸一起喝一杯。
从那天起，我要邀人和儿子一起玩便畅行无阻，儿子开始每周固定和首领的儿子玩，也因此能和首领儿子的朋友一起玩。首领的朋友们──和首领一样有钱有势的父母，也因此开始愿意和我做朋友。看来妈妈们在学校大门看到首领爸爸亲切和我交谈之后，在心中记了一笔。她们用肢体语言以及新冒出来的和善微笑，让我知道她们觉得我被认可了，现在可以安心和我说话，不用担心被我拉低社会地位，也不用担心跟我说话是在浪费时间。
妈妈们的态度大转变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个丑恶的事实其实是在说，有些家长和小孩值得来往，有些则不值得。我感到恶心，但这个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行。
首领爸爸偶然的和善举动，完全改变了儿子的社交生活和我的社会位阶。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两件事密不可分。我和甘蒂丝、莉莉一样，不奢望这种好事会长久，而的确我也猜对了，那位首领爸爸和其他位高权重的男人一样，后来又把注意力改放到别人身上。但儿子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我也连带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或许事情没有想像中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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