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孩子说“家里很穷”，有好处吗？

知识点一：

对孩子说“家里很穷”，有好处吗？

《抓娃娃》引发的家庭教育讨论

从务虚的角度看，社会长期视角下，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不单纯由父母意愿决定，而是技术、医疗，以及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结构，这些变量共同推动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里，你让孩子面对点挑战，获得点成长是合理的。

从务实的角度看，关于怎么给孩子花钱，家长可以建立一个有限投入的态度。法律规定一定要花的，坚决花。可花可不花的，斟酌着花。完全没必要花的，建议你用理性，来压制自己的感性和冲动。

对孩子说家里很穷，这真能帮助孩子成长吗？这也正是观众争论的地方。有人说这属于操控孩子的人生，是赤裸裸的PUA。也有人表示家长初衷能理解，就是手法有点极端。

在这场争论背后，其实是一组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孩子到底应该穷养还是富养？该不该把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从小就告诉孩子？应该在一个孩子身上花多少钱？等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最早是京剧《红灯记》里的一句唱词。李玉和赞扬自己的女儿李铁梅，原话是这么说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注意，后面还有两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在《红灯记》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被迫的结果。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位社会学教授，叫泽利泽，她还开创过一个社会学的细分学科，叫儿童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美国社会曾经发生过的一个转变，这就是，孩子是怎么从家庭的劳动力，转变成父母的情感寄托的？没错，在100年前的美国，孩子在家里的定位，其实是年幼的劳动力。后来才慢慢变了。

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很多不同，比如更注重亲缘关系，更注重血脉传承。

首先，100年前的美国，儿童劳动有多普遍？这可是真劳动，以赚钱为目的那种，不是勤工俭学或者体验生活。根据泽利泽的统计，在19世纪初期，美国的纺织工厂里，有一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1900年，美国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在10到15岁的孩子里，每6个人里就有1个在打工。

而且对于这个现象，非但没人反对，大家反而很欢迎。还有的家庭专门给工厂写表扬信，感谢他们雇用了自己的孩子。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太穷了。一个家庭只靠大人劳动，很难养活这么一家子人。因此，孩子就不得不出来打工。而且即使大人很努力，也很难改变这个情况。因为当时的工作种类只有那么多，要么种地，要么去流水线上当工人。不像现在，你觉得流水线钱少，可以去互联网，觉得互联网钱少，还可以转学金融。在当时工作就那么几种，没有什么高价值的工作可选。

这个状况后来又是怎么改变的呢？主要有这么三个因素。

一来，美国出现了移民潮。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对工厂来说，这些移民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工厂主突然发现，原来雇用一个童工的钱，现在居然能雇用一个移民来的大人。这么一来，童工的性价比就显得太低，工厂主就不愿意雇用他们。

二来，技术进步了。原来工厂里的设备更原始，操作更简单，一个孩子完全能搞定。但随着技术进步，这些设备越来越复杂，一个孩子根本驾驭不了，工厂也就渐渐开始淘汰童工。没错，根据泽利泽的研究，淘汰童工，最开始的触发点并不是观念进步，而是技术演进。

三来，医疗进步了。19世纪初，儿童的夭折率很高。居高不下的夭折率，会让父母不敢在孩子身上倾注太多情感。毕竟，这个丧子之痛太难以承受了。因此，当时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其实是被压抑了的。但是，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孩子可以健康地长大，父母就可以踏踏实实地把感情放在孩子身上。按照泽利泽的说法，这部分被压抑的情感，终于可以释放出来了。

父母越来越爱孩子，工厂越来越嫌弃孩子，一来二去，童工就逐渐退出了历史。

在这100年里，美国各地爆发了无数场讨论，家庭内部，家庭与工厂之间，出现过大量的观念冲突。就是在这一次次争论、一次次交锋中，整个社会慢慢完成了整体上的观念转变。

泽利泽还专门找了一组数据。在过去100年里，美国孩子领养的情况，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以前，人们倾向领养大一点的男孩。因为大男孩更能充当劳动力。但现在，人们更倾向领养小一点的女孩，他们觉得小女孩独立的年龄更晚，陪伴自己的时间也就更长。

这是务虚的角度。结论是，站在社会的长期视角，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不是单纯地由父母的意愿决定的。而是技术、医疗，以及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结构，这些变量共同推动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里，你让孩子面对点挑战，获得点成长是合理的。但是，要是特地营造一个极端艰苦的环境，就有点反趋势了。至少按照泽利泽的观点，《抓娃娃》里的沈腾和马丽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合理性的。

务实的部分。回到此时此刻，回到咱们自己，算一笔账，一个家庭养一个孩子，应该花多少钱？这也是让好多家庭特别头疼的问题。要不要花个几百万买学区房？同龄人都有的要不要确保自己孩子也有？尤其对于那些踮踮脚，勉强也能往上够一够的中产家庭来说，这些问题就更纠结。

给孩子花钱，家长需要建立一个有限投入的态度。也就是，法律规定一定要花的，坚决花。可花可不花的，斟酌着花。完全没必要花的，建议你用理性，来压制自己的感性和冲动。

什么钱是必须花的？是法律规定的，给孩子最基本保障的钱。也就是，孩子18岁以前的教育和衣食住行。这不用多说。

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两件事是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循序渐进的。这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是健康。给孩子制定一套健康保障。按照成本从低到高，有这么几件事可做。

最基础的，是孩子的一老一小医疗保险。只要出生满28天就可以上，去孩子所在街道的社保所就能办理。保费也很便宜，一年大概160元。在这个基础往上，可以选择给孩子补充一个商业保险。假如再上一个台阶，可以选择高端医疗险，孩子可以获得私立医院、特许门诊或者国际部的医疗资源。假如继续往上，现在还有一些类似生命银行的新技术，比如干细胞储存。前面说的这些，成本依次提升，家长可以根据家里的情况选择。

二是教育。国家9年义务教育，不需要交学杂费。真正的支出，是从15岁，孩子上高中开始。换句话说，从孩子出生那一刻算起，我们有15年的时间，去规划孩子的教育金。

而且这笔教育金是必须花的钱，它不能承受任何风险。这部分钱可以选择那些安全性高的理财工具。比如，银行的定期储蓄，或者国债。

在基础教育之外，兴趣班之类的钱要不要花？可以花。但是，必须先弄清一个问题，这笔钱花出去，有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比如孩子从小喜欢艺术，也有天分，学习艺术可以让他将来多一个上艺术院校的选择，这就可以花。假如孩子本身排斥学艺术，你心里很清楚他将来一定会放弃，那么不如不花。因为孩子假如不参加艺考，文化课又被耽误了，等于他的选择反而变少了。

最后，牵扯到学区房之类的巨额开销，应该怎么办？给孩子的理性投入，应该有一个上限。

首先，在完成了基础抚养义务后，假如想做一些额外的投入，夫妻双方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孩子。否则，自己的养老问题还没解决，就早早规划孩子出国的事，或者给孩子买学区房。这么一来，可能反而给孩子增加了压力，孩子到头来还要承担自己养老的全部压力。

其次，给孩子的投入，尽量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学区房可以买，但假如会降低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就没必要了。

最后，给孩子的投入，尽量不要超过同龄人的平均水平。说白了，不要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很有钱，即使自己不努力也没关系。

换句话说，从主观感情上讲，当父母的都想给孩子天下最好的，但就因为有这份感情在，我们才更需要理性的计算。

知识点二：

“老子不干了”，是安全感的“最高境界”？

安全感，不是一种静态的感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安全感分两种，一种是植物的安全感，另一种是动物的安全感。

植物不能移动，但它需要的很少，有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就足够。它的安全感来自外部环境，只要环境稳定，自己就是稳定的。但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比如旱灾、洪水，或者猛兽，它的安全感就会荡然无存。

动物，大部分时候需要保持警惕，永远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得作出反应，要随时准备好放弃自己熟悉的一切。但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它反而更自由。当眼前的事物有变坏的迹象时，自己可以拔腿就走。

金庸的一句台词，是韦小宝说的。那句话叫，老子不干了。韦小宝为什么能说出老子不干了？是因为他可干的事太多了，他的选择太多了。这就属于那种可以随时拔腿就走的，动物式的安全感。

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的安全感，主动面对变化，并且有能力采取行动。就像优秀的战士，在火线的轰鸣中依然可以平静地吃饭入睡。

换句话说，终极的安全感，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可以做到什么。这就是所谓，生活里的动态平衡。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不确定性就是有可能出现，又该怎么办呢？

多数人其实分不清害怕和危险。很多事情会让你害怕，但并不危险。比如，身处一个像OpenAI那样，一路爆发的公司。你会感觉压力很大，还可能害怕自己完不成工作。再加上身边全是高手，你的害怕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但是，你并不危险。因为公司本身很厉害，而且这个行业也在上升期。

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假如你发现，团队来了很多厉害的同事，自己手上的工作突然变少了，你觉得很轻松。那坏了，这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换句话说，建立安全感的关键，首先是区分清楚，什么是害怕？什么是危险？不要恐惧害怕，但要躲避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