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霖
05
1949年1月，波林娜被捕，关押在内务部的卢比扬卡总部监狱。
莫洛托夫不失机时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在中央讨论把日姆丘仁娜开除出党的建议时，我弃权了。我承认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声明：对此问题经过考虑后，我赞成中央的决议，这个决议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并教导我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员的党性。此外，我承认自己负有严重的罪责，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自己的亲人误入歧途，去和米霍埃尔斯之流的反苏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莫洛托夫。”
此时，他的妻子正在审讯中备受折磨。在原克格勃的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审讯波林娜和找证人与她对质的三大卷材料。对她的指责是：长期与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
据审讯人员事后说，波林娜表现得象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对一切污蔑不实之辞矢口否认，甚至不承认去过犹太教堂。
在斯卢茨基与日姆丘仁娜当面对质的记录中写着：
——审讯员：证人，请说明您的身份。
——斯卢茨基：我是负责莫斯科犹太教堂事务的二十个领导人之一。
——审讯员：您曾说过，1945年3月14日在犹太教堂举行祈祷仪式时，日姆丘仁娜曾经出席了？
——斯卢茨基：是的，我说过，我再次证实……我们犹太教堂的规矩是这样：男人们在楼下大厅里，妇女们在二楼。为了她，我们做了例外，在大厅中给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荣誉位置。
——波林娜：我没有去过犹太教堂，这都不是真话。我可以告诉你们，自从我在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与邓尼金匪帮进行斗争的时候起，我就再也没进过犹太教堂做祈祷。
审讯人员又找来一些人作证，说她积极参与了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事实确实如此，但她也否认了。因为她不能告诉审判员，说那是斯大林的旨意，那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党的利益。何况即使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到头来只会加重自己的罪名，落个万劫不复的下场。
只有在审讯员问她，是否说过自己是“犹太人民的好女儿”时，她很坚决地回答道：“是的，我说过我是犹太人民的女儿，那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波林娜被流放到遥远的库斯塔奈集中营，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囚室终年不见阳光，食物粗劣而不够份量。看守每天一声不响地送三次饭，其余时间就是一个人独自呆在死一般的沉寂里。并非每个人都受得了单独监禁的折磨，娜佳的姐姐，斯大林的大姨子安娜·阿利卢耶娃就因为长期的单独监禁而精神崩溃，最后由于幽闭恐惧症死在医院反锁的病房里。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年，波林娜不止一次见过死神的阴影，但她没有死，也没有发疯，坚强的神经使她挺过来了。其实，监狱里暗中不乏窥视的眼睛，跟踪她的密探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想听到她的“反动言论”，并把它源源本本地报告给上司。可是，坚定的波林娜连一句离经叛道的话也不说。
除了极少几个人，集中营里无人知道这个代号为“12号”的女犯为何许人，更不会想到她与莫洛托夫有什么关系。后者的名字紧挨着斯大林，天天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广播里。如果有人说她就是莫洛托夫的妻子，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这毕竟在太荒谬了。
政治舞台的幕后完全是另一回事。妻子被捕后，莫洛托夫就完全失宠了，斯大林还不时给他找点小麻烦。
苏联国家科学院给莫洛托夫发了一份电报：“亲爱的莫洛托夫，院士们都请求，希望你不要拒绝当选科学院名誉院士。我请你答应。院长德鲁日科夫。”
莫洛托夫礼节性地回了电：“我表示深深的谢意……你们的莫洛托夫。”
他立刻就收到了斯大林一封电报：“我对你的电报表示惊讶。难道你真的为当选名誉院士而兴高采烈？你署名‘你们的莫洛托夫’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作为高级国务活动家，应该考虑自己的的行为是否得体，而不要追求肤浅的虚荣。”
莫洛托夫连忙表示忏悔：“我的确犯了愚蠢的错误……感谢您来电指正。”
1949年，莫洛托夫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仍然留在政治局里，但重大问题的决策再也无权过问了。斯大林不想见他，再也不邀请他到别墅去。
莫洛托夫的女儿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无情的现实使她具有双重身份：老革命家的女儿，同时又是“叛国分子” 的亲属。在支部大会讲座她的入党申请时，她只能这样痛苦地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父亲：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苏共党员，副总理。
——母亲：没有母亲……
06
1952年秋天，斯大林已患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身体每况愈下。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急于倾吐多年的积郁。在十一月，他突然向女儿提起了妻子之死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他认为，娜佳故意用死来惩罚他，她留下一封充满控诉和谴责的信，不光涉及家庭矛盾，还涉及政治问题，她多年来早就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她是作为他个人的敌人离去的。
毕竟妻子死去二十年了，提起往事他已不带多少怨恨，相反还有点可怜她。但是他恶狠狠地诅咒那些对她的死负有罪责的人：在在清洗中自杀的巴维尔，还有关在狱中的波林娜。他认为波林娜出门去追娜杰日达并非是出于责任感：第二夫人应当劝慰第一夫人。即使劝慰，其方式一定很独特。当时，波林娜对娜杰日达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很了解，可能对她作出致命的暗示……
这些诅咒对莫洛托夫夫妇而言，无疑是新的灾难的开始。
不久，苏共十九大召开了。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向莫洛托夫发起了猛烈攻击。当着全体代表，他怒火冲天地谴责了莫洛托夫战后的一系列行为，责骂他是胆小鬼，软骨头，怀疑他是最有可能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人，也就是斯大林认为最危险的人。斯大林凶狠的语调、愤怒的情绪使与会者谔然和震惊。他们甚至感到，这种愤怒会直接危及莫洛托夫的生命。
莫洛托夫坐在主席台上，距斯大林仅两米远。他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本次党代会指定他致开幕辞，他本以为这是重获信任的迹象，谁知突然间情况完全变了。斯大林讲话之后，他走上讲台，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无济于事。接下来的选举中，他虽然进入了36人的主席团，但没有进入9人的主席团常委会，他被公开排除在新的领导核心之外，彻底倒霉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党代会刚闭幕，国家安全部门很快创作出“犹太复国主义案”的连续剧：凶恶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琼特”，还在三十年代时期就开始活动了。 它在1948年经受了打击，但没有被彻底消灭。随后它的代理人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卷土重来，渗入各级政府机构，毒化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如今它的新阴谋集团——主要由犹太医生组成——正在酝酿杀害苏联国务活动家的计划。
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已潜入了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层这个故事中，必须有波林娜出场。但至少在目前，斯大林还不想让波林娜过早的露面。她应该是唱压轴戏的主角，通过她的出场，可以把整个剧情推向新高潮：由于过她的关系，莫洛托夫也被召募为该组织的代理人。然后，还可以把更多的人物拉进这出戏。
那时，已经准备好了要审讯一大批著名的犹太人医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阴谋应该是直接针对向他本人的，他把自己的私人医生也拉进此案，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因此被捕入狱。审讯人员得到的命令是：“使用一切方法，无情地向被捕者施加压力。”
1953年1月下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赶往乌里茨基区的集中营，把波林娜从流放地押回莫斯科，投入卢比扬卡监狱。那时，众多被捕者已经按照审讯要求提供了规范的证词，其中许多是针对波林娜的。现在要做的是迫使她就范。
这是波林娜苦难生涯中难以言表的日子：车轮般的提审，长时间的折磨和拷问…… 她所回答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在案件卷宗中。审讯者不断提及莫洛托夫的名字，向她暗示他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逼她在事先拟好的供词上签字。但她从来都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好党员，丈夫的好妻子，她决不会把他牵连进去……。
被排除在权力圈子之外的莫洛托夫，已经在思想上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作为外国间谍被斯大林下令逮捕、审判并处决，一如过去的两次大清洗那样。但是，他内心虽然感觉委曲，但是并不怪罪斯大林：一切都是那个阴谋家贝利亚作祟，主人受了蒙蔽，他对领袖的忠心永远不变，即使蒙冤而死，也心甘情愿。
07
1953年3月1日夜晚，住在孔策沃别墅的斯大林突然中风，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尽管全力组织抢救，但领袖一直没能恢复知觉。
莫洛托夫正患着流感性肺炎，他强支病体来看望自己的老战友。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他不能光顾这里，现在已经没有人阻止他了。
莫洛托夫看着濒于死亡的斯大林，心中非常难受。压抑的气氛和衰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呆得过久，他只得回到病床上。过了两天，莫洛托夫精神好了一些，他又来探视了两次。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遗体告别仪式上
3月5日晚上，死神终于降临到斯大林身上。苏联领导层重新组织了权力核心：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三驾马车”。莫洛托夫重新进入主席团常委会，并恢复了外交部长职务。
莫洛托夫开始为波林娜的获释而奔走。他首先拜访了赫鲁晓夫。在莫洛托夫看来，赫鲁晓夫虽然有点圆滑，但还不失为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他对之并无恶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赫鲁晓夫虽然在新领导集团中名列第五，但他多年担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对首都的党政机构有很强的控制力，是颇有实力的人物。而且在战争时期，他与几个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可以得到军队的支持。连马林科夫、贝利亚也对他另眼相看，竭力拉拢。
莫洛托夫直截了当地告诉赫鲁晓夫，波林娜还活着，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意外。那些得罪斯大林的人往往难逃一死，这次可算一个奇迹。莫洛托夫接着表明了态度：在逮捕妻子的问题上，他从来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至此，他虽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但含义已经很明显了。赫鲁晓夫谨慎地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但他深谙莫洛托夫的性格，此事一经提出，必然很快要出一个结果。
3月9日，在莫洛托夫生日这天，红场举行了斯大林的葬礼。苏联的三位新领导人登上列宁墓，向斯大林致悼词。
莫洛托夫走上讲台，心里感到由衷的悲痛。对于的斯大林的巨大才干、坚强意志、无可比拟的威望和魅力，他始终深为钦佩。从字面上看，莫洛托夫的悼词与别人没有多少区别，但在他的声音和神态中有一种深沉的感情流露，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例行公事的讲话中所没有的。在场的许多人感到，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去世怀有真诚的悲痛。
莫洛托夫走下列宁墓，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向他表示生日祝贺，并询问他希望得到什么礼物。莫洛托夫冷冷地说：“把波林娜还给我。”然后径直而去。
贝利亚驱车前往卢比扬卡，去为莫洛托夫筹办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他派人把波林娜带到办公室来。四年的铁窗生活，波林娜已变得难以辨认，出现在贝利亚面前的女人脸色苍白，面目浮肿，虚弱的身体裹在破旧的棉衣里。
贝利亚立即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不顾囚衣龌龊，热情拥抱了他的客人，并叫道：“波林娜，你是苏联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波林娜一眼见到令人生畏的贝利亚，心里就充满恐惧，已经准备遭受更大的不幸。她受不了这种突然的转折，从贝利亚身滑下来，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
她不久苏醒过来，在恍惚中得知：斯大林已经去世，中央正着手给一部分蒙受冤屈的人平反……无所不能的肃反工作者很快给她弄来新衣服，力图使她变得体面些。波林娜还没有完全适应眼前的现实，她木然地任人领上汽车，驶向回家的路。只是在见到前来迎接的莫洛托夫时，她的眼泪才失去了控制。
莫洛托夫抱着衰弱的妻子，心里十分内疚。在妻子受难的日子里，她从未在斯大林面前为她说过一句话。这毕竟不乏先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就经常缠着斯大林，痛哭流涕地哀求释放他的老伴——正在服苦役的叶卡捷林娜。也许是斯大林被缠得不耐烦了，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但莫洛托夫不能这样做，他的原则和秉性都不允许他这样做。
波林娜(左)出席铁托夫人约婉卡(中)欢迎宴会，她身体状况明显不佳
莫洛托夫这种秉性，在他与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的一次邂逅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当这位总书记质问他：“你，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会允许他们逮捕你的妻子？”
莫洛托夫回答：“正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才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政治局决定逮捕我妻子，我必须坚决服从。”在莫洛托夫看来，党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就代表党。
波林娜丝毫不责怪莫洛托夫，还有谁比她更了解丈夫的为人，了解丈夫的原则和秉性呢？长期的共同生活，使这对性格迥异的夫妇在政治上日趋一致。丈夫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或者反过来说，她的思想也就是丈夫的思想。
波林娜归来了，但他们头顶上的乌云还没有散尽。贝利亚不止一次提醒莫洛托夫，他们夫妇团聚完全是他采取主动的结果。莫洛托夫明白，贝利亚要他感恩戴德，依附自己的权势，如果不照此办理，后果将是危险的。这使莫洛托夫很难忍受，除了斯大林，有谁能使他心悦诚服呢？贝利亚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不仅早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他家庭的私敌。对于除掉贝利亚，莫洛托夫考虑了何止一朝一夕，但他自己显然没有这种能力。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大权在握的贝利亚咄咄逼人，对其他领导人构成极大威胁，一个由赫鲁晓夫发起的、旨在清除贝利亚的计划正在酝酿中。赫鲁晓夫前来征求意见时，莫洛托夫态度十分坚决：
“这样做很对，我完全支持你。不过我想知道你们怎样行动。”
“解除贝利亚主席团委员、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职务。”
“这还不够，贝利亚非常危险，我想我们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莫洛托夫的严厉措施是指对贝利亚实施逮捕甚至把他杀掉——铁血手段是莫洛托夫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党内斗争中一贯坚持的主张。
赫鲁晓夫从其他主席团成员那里也取得了支持。经过一系列周密策划和准备，贝利亚在1953年6月被捕，12月底被处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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