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先提一个问题——你知道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吗？答案A：为了捍卫他的真理，被判饮毒自尽；答案B：因为闯入黑店，被女巫害死。如果你选择A，那么，恭喜你答对了，这是正史；如果你选择B，那么，我也要恭喜你，这就是小说。
在我们中国，小说也是不同于正史的稗官野史，而小说为什么会和“稗”这个字联系起来？古今中外的经典小说当中，又埋伏了多少有趣的东西呢？这本《小说稗类》会为你一一揭晓。
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包含了28篇文章，深度解析了小说的体系、起源、修辞、材料、主题等核心内容，构建起了小说创作的完整谱系。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先秦诸子到唐代传奇，再到鲁迅、张爱玲的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到从阿普列尤斯到卢梭，再到卡夫卡的西方经典理论传承。
这本书带领读者对小说这种体裁，进行了既深入且有趣的探索和分析，甚至通过一个词、一句话，就将整本书的精髓挖掘出来，不断将惊奇带给读者。
本书作者张大春读书庞杂、著作等身，在台湾辅仁大学拿到了中国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作家，也是评书人，他喜欢故事，擅长说书、书法和写诗，曾经荣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多项华语文学奖，并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拿下年度十大好书奖。莫言将他比作孙悟空，说他是台湾最有天分、最桀骜不驯、最好玩到不得了的一位作家。这本《小说稗类》被誉为张大春的小说大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才学和风格。
下面，我就为你讲讲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第一部分，我要先谈谈小说与稗的关系。
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讲，稗是一种禾本科的作物，大概三尺高，有细长的叶子、圆锥花序的小花和扁扁的谷穗，既可以在潮湿的耕地上生长，也可以在荒地上生长。
许慎在《说文》第十三卷中对“稗”字的解释是“禾别也”，意思是稗属于禾类，可是又有别于人们所熟知的禾谷。杜预在为《左传》作注的时候，将稗界定为上不了台面的米谷。孟子也说，米谷发育得不好，还不如那些长得像米谷的稗子。于是，“稗”就有了小一号、差一等的意思。
在中国，第一个将“小说”二字作为一个词使用的人是庄子，然而，他赋予小说的含义是“浅薄琐屑的知识”，很明显带有看不起的意味。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明确指出：“小说谓之稗说。”意思是小说就是野史和民间传说。在《艺文志》的注中，也有“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的记载。意思是古时候，帝王想要知道民间的事情，所以设置了一种小官，专门负责收集街谈巷议、风俗故事，这也就是小说的起源。到了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中，更出现了“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的说法，意思是小说和正史的区别，就像稗和禾一样。小说就这样和上不了台面的稗联系在一起了。
小说作为地位远低于正史的稗官野史，提供的是一种“另类知识”，是对所谓“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的窜入、冒犯甚至颠覆。
比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这样的：司马相如带着新寡的卓文君私奔回到成都，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卓王孙对女儿私奔的事非常生气，表示一个钱都不会给她。过了一段时间，卓文君不开心了，劝司马相如去临邛谋生。于是，两人来到临邛，把车马都卖了，买下一个酒舍。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穿着围裙在闹市中清洗酒器。卓王孙没办法，只好分给卓文君家奴百人、钱百万，还把她出嫁时的财物也都给了她。就这样，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回到成都，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而到了刘歆的《西京杂记》中，却变成了这样：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穷苦愁闷，连出去喝顿酒都要靠典当衣物付账，惹得卓文君抱头痛哭。于是，两人商量之后，就在成都做起了卖酒的生意。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清洗酒器，故意给卓王孙丢人现眼。卓王孙果然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给了卓文君一大笔财物，让他们成了有钱人。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不但增加了司马相如典当衣物和卓文君抱头痛哭的内容，还把他们卖酒的地点从临邛变成了成都。而且，这还不算完，刘歆接着又描述了卓文君的风流貌美和司马相如的糖尿病，甚至将这个病和两人的夫妻生活联系起来。
小说的身份正如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所发的感慨：“惟《汉书·艺文志》云：‘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来源如此，故中国小说永陷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列。”即便在十分同情小说处境的梁启超看来，小说也只是凭借其惩恶扬善的感染力，作为伦理道德的有益参考而已。
第二部分，我要讲三位小说家。
首先是中国的第一位小说家庄子，他不仅发明了“小说”这个词，也开创了中国小说的先河。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是第一个说故事的人，他进行了大量的署名创作，其内容涉及哲学、寓言、谈话录、札记、神话、历史等等。
虽然在庄子的时代，还没有小说家的头衔，小说也不以“一个首尾完整的、虚构出来的而又能反映人生与现实的故事”为限制，而这都不影响庄子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自觉。
身为“可见人所未见”的小说家，庄子在创作的时候，有意翻改体制、窜写史实、营构神话和动物寓言……以此打开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属于那些“正统知识”以外的、值得书写的、足以唤起读者不同于尊重之情的情感的作品。
在这里，不但可以论述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甚至还可以骂人。庄子就是第一个用故事“影射时人以泄私愤”的作家。他曾经将自己和同一时期的名家惠子作为故事中的角色，并借角色“庄子”之口，把自己比作“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凤凰，而把惠子比作拿一块腐肉当宝贝的乌鸦，以此讽刺对方的小心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庄子对文字的大胆运用，不仅仅是题材上的开拓，更是认识论上的启蒙。
然后是人生中充满不幸，却又幸运地拥有小说家视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先来看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哥哥米海尔的信：“现在，你可以为我宽心了，哥哥！……我并没有变得灰心或丧气。生活是到处都有的，生活在我们自身中，并不是在我们之外的什么东西里。……这是生活的事业。我确实感到这点了。这个观念入到我的肉里，入到我的血里。……我身体里面还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样的肉与血。也能爱，能受苦，能希望，能记忆，而且这毕竟是生活。看见太阳了。”
这封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思想上的阴谋”这个罪名被判处死刑，又在最后一刻得到赦免，从刑场上回到牢房里之后写的。他之所以会想到写这封信，是因为他在去往刑场的路上，通过监狱运送死刑犯的篷车的窗口，看到一群看热闹的人。这时，一般人可能会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活下去。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的，却是这群人将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哥哥米海尔，让米海尔伤心。
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时刻，看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他人的生活，这正是一个小说家应当拥有的视野。作为一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随时随地看到生活，展开想象，创造事件，即便在行将就戮之际也不例外。
最后是既谦逊又高傲的卡夫卡，为了让大家对他的了解更加生动立体，我来分享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卡夫卡的朋友詹努克得到一本叫做《狐女》的书，书中讲了一位女子变成狐狸的故事。借书给詹努克的巴克拉奇认为，这本书有抄袭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嫌。詹努克把《狐女》拿给卡夫卡看，并表达了这种想法。而卡夫卡却“疲倦地微笑，轻轻地摇头”，说：“不，他没有模仿我，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都抄袭自时代。动物比人更亲近我们——这是我们的囚笼。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比人容易。”多么谦逊又大度的一句“我们都抄袭自时代”。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詹努克来到卡夫卡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对着桌上一本包有褐色人造皮的书发脾气，原来这本书里都是白纸，卡夫卡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讽刺。而事实上，这只是清洁工赛德为卡夫卡的同事特里莫做的一个本子。可是，卡夫卡在得知真相之后，仍然非常严肃地对詹努克说：“我的行为你一定觉得很可笑，可是我情不自禁如此。一切虚假的外貌令我惊骇，‘好像’永远是邪恶的记号，直扑你的眼。世上再也没有比虚假更恶的东西，它只有带来反效果。”可见他在虚假面前是多么高傲又眼不著砂。
第三部分，我要说的是三部小说。
首先是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这部大约三万字的小说，按照情节发展，正好能够分为字数相当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讲了离婚后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在娘家白公馆所遭受的来自各房的歧视和剥削，以及她通过破坏白宝络相亲所进行的报复；第二个阶段，主要讲了白流苏被风流浪子范柳原诱惑到香港，在对方的挑情攻势下半推半就，却始终不甘心与之发生关系，只好无声无息地回到娘家，忍受白眼和嘲讽。第三个阶段，主要讲了白流苏再次被范柳原接到香港，并与之同居；正好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反而促成了他们的婚姻，故事也有了一个“悲哀的快乐结局”。
虽然这三个阶段占用的篇幅差不多，其实第一个阶段只讲了几天的事情；第二个阶段也不过讲了一个月左右的事情；而第三个阶段则讲了从1941年11月底，直到香港和上海恢复交通、白家的四爷和四奶奶离婚、范柳原有了别的女人，可以说是“天荒地老，不知所终”。
作者使用基本相同的字数，叙述了时间差极大的内容，却并没有让人感到叙事速度的明显变化，而是将速度感隐藏在了角色的意志当中，通过白公馆里唯一跟得上“上海时间”的白流苏，和在英国长大的范柳原，这两个具有“时差功能”的角色表现出来。也正是白流苏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获得“经济支援”，并脱离封闭家族的意志，和范柳原迫不及待地想要征服“中国女人”，从而证明自己能够做主的意志，使整部小说产生了速度感。
然后是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卡夫卡的《变形记》，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至于变化的过程如何、这只甲虫具体长什么样，作者没说。
整部小说的叙述速度就如昆虫活动的速度一般，一会儿蠕动、一会儿跳跃，有时一个月的时光被忽地跳过，有时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却被巨细靡遗地描绘出来。比如，在格里高尔的母亲和妹妹差不多搬空了他的房间时，甲虫格里高尔急忙爬上去保护一幅没什么价值的图画。
那么，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那是他最近从图画杂志上剪下来的，装在金黄色的镜框里，画着戴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巾、端坐在椅上的妇人；把一直套着弯弯的、厚重毛皮的套筒，对着看的人高举起来。”
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如此多的笔墨来描绘这幅图画呢？学者们指出，这幅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图画，实则隐含着巨大的意义。他们认为，毛皮象征动物性，妇人则象征母亲，让主人公拥抱一个纯粹动物性的母亲，反映了作者对世俗伦理和父权的反抗。
然而，事实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变形记》的卡夫卡，可能在某一个不知如何下笔的时刻，随手拿起一本旧杂志，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忽然来了灵感，心想：就是她了。因此，这幅图画就被挂在了格里高尔的房间，从而引发了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
最后是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雨蛙》，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小镇店主赞次郎，因为受朋友影响爱上了文学。有一天，赞次郎准备和妻子小关一起去市里听作家演讲，不料家里临时有事，改由小关一人前往。第二天，赞次郎去接小关的时候，才得知她和一位作家同居了一晚。谁也不知道这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小关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陶醉在如梦似幻的状态当中。回家之后，赞次郎悄悄地烧掉了一些书，心里才慢慢觉得舒坦了。
可是，这一切又与雨蛙何干呢？原来，赞次郎在接妻子回家的路上，撒了一泡尿，就在撒尿的时候看到了一对正在交配的雨蛙，他想：“这对雨蛙一定是夫妻吧！”这一段内容看似离题，作者却偏偏以之命题，起到了美学上和叙述上的双重作用，既反映了角色对婚姻和文学的渴望，也反映了作者对文学社会的不满。
那么，赞次郎遇到的能不能是其他动物呢？如果他看到一对交配中的狗，则憎恶的意思太过强烈；如果是一对蚯蚓，则很难在无意中发现；如果是一对鸟儿，则很可能受惊飞走；如果是一对蛇，则会带来过大的惊恐；如果是一对男女，我们恐怕就不会看到这部作品了，因为那“实在太烂了”。
小说作为野史，和野生的稗一样没有地位。然而，小说也正如稗一样自由，包罗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之外的无尽趣味。在小说中，你可以看到扭曲的时间、疯狂的思想、精致的生活、以及走马观花的闲适……小说之林，就是一个迷宫般的材料库。
最后，我来为你做个小结。
第一部分通过讲解小说与稗的关系，揭示了“小说”一词的起源，及其作为稗官野史与正史的区别。
第二部分讲的是中国第一位小说家庄子、拥有小说家视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谦逊又高傲的卡夫卡三位小说家。
第三部分讲的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卡夫卡的《变形记》、志贺直哉的《雨蛙》三部小说。
张大春的《小说稗类》热销15年，成功入围第一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他自由不拘的写作方式，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小说的魅力，在文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学者来说，这是一本文学研究理论；对作者来说，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案头书；对读者来说，这是一本有趣的阅读指南。正如专栏作家、媒体人陈思呈所言：“张大春在这本书中，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探索和分析，体现了一种微观上的极致。……张大春这本书，确实是给了我们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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