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子,女儿问你获得过哪些荣誉,把证书拿来,她给你填上。”母亲坐在我身边看我帮父亲填表,朝父亲喊道。
84岁的父亲有些耳背,思维也有些迟钝,对母亲十分依赖。他像个期待大人表扬的孩子般殷殷地望着母亲说,“我在部队时得过很多荣誉证,胸前的徽章都挂满了……都丢了。”
急性子的母亲听了立即起身要去找,父亲扯住母亲衣角说,“别找了,找不到的。”父亲不太清晰连贯的叙述就像海浪涌上海岸又退去后显露的一个个贝壳。我把它们一一串起,父亲一生一心为“兵”的故事线渐渐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一心要当兵保家卫国
父亲于1938年出生在湘西一个偏远的山村,只读过几年私塾的他力气很大,想法不多。吃过苦,挨过饿,受过旧社会欺压的他想到外面的世界去,不为别的,只为了他心中一个执着的念头:他要当兵保家卫国。
终于在他21岁那年,迎来了入伍的机会,因为招兵对象是20岁以内的青年,而当时我爷爷一句“我儿子今年21岁。”差点让父亲的梦想落空。父亲当场就和爷爷翻脸,跺着脚嚷嚷着,“你怎么这么糊涂,连自己儿子的生辰都记错,我明明就是20岁!”
父亲认真着急的样子惹得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一位军官解围道,“小家伙,难道你比你爸爸还清楚自己哪天出生吗?哈哈,这么想当兵,不收你太可惜了。”于是,父亲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个大龄兵。
到部队没多久,父亲被部队安排到话务连当话务兵。他思想觉悟高,务实肯干,多次立功,五好战士等荣誉纷沓而至。然而父亲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分享这份喜悦,一封加急电报让父亲这个坚强的汉子一瞬间坍塌,“母亲病逝”这几个字如尖刀戳着父亲的心。
父亲想回家,部队领导劝慰父亲说,路途遥远,即使父亲赶回去也是意义不大,因为奶奶已经下葬了。父亲强忍悲痛,白天照常出操训练,完成任务。夜里一个人用被子蒙住头闷声流泪。
父亲把遗憾和痛楚都压在了他自己的心底,这也是为什么此后每每他给奶奶扫墓的时候,都会像个孩子一样毫无顾忌地趴在坟头放声大哭一场。因为有些遗憾和痛楚是无法释怀的,只有用眼泪来化解堆积成山的思念。
父亲后来从话务兵转为炮兵,他很开心,因为他认为炮兵意味着有机会上战场打敌人。父亲差一点就真去了战场,接到备战命令的第一天,他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寄回了家,他说怕万一牺牲了,好歹也要留点念想给亲人。后来行动取消了,别人感到万幸,父亲却直呼可惜。
部队鉴于父亲优秀的表现要给他提干。他却连连摆手说,“不,不,不,我当不好官,我就想当一个兵。要是能打敌人就最好,我一个能打好几个呢!”后来这个提干的指标给了父亲的一个战友,那个直到退休还和父亲联系的战友最爱念叨的就是父亲的“傻”和“痴”。
走回大山的青年,一心要献身兵工事业
就这样,父亲以一个普通兵的身份退伍了。他再次面临人生中的选择,是去县城的事业单位还是去兵工厂?父亲这辈子只要看到“兵”这个字眼就有着不可名状的激动。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兵工厂。
当时国家正在大力开展三线建设,兵工厂都建在山沟沟里,于是父亲又成为了一名山里人。但他很开心,因为他有了让他无比自豪的身份,那就是“兵工人”。他说打不了敌人,能生产打敌人的武器也很好。
父亲是一名下料工,当时在很多人眼里,下料工这个工作无足轻重。甚至有人和父亲开玩笑,“你这又不是精加工,随便切下去也废不了。”但父亲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下料是所有工序的开端,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件毛坯的尺寸,多切的部分就是浪费,他不允许自己给企业造成浪费。
父亲决定在兵工厂安家了,他动员在农村的母亲也加入国家三线建设,母亲不懂这些,她只图和父亲近一点,于是母亲来到兵工厂的建筑工地挑砖。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哥哥生下来的时候,父亲不假思索就以兵工厂的名字为哥哥取名。而母亲怀着我的时候,依然在挑砖,以至于母亲总是认为我个子不高是因为她挑砖把我压矮了。而父亲则打趣地说,只要能够得着兵工厂的机床就不矮!
就这样,在父亲兵工情怀的熏陶下,我和哥哥成长的轨迹也和“兵工”难以剥离了。哥哥高中毕业放弃了读体校的机会,当兵后读了军校。而我则在父亲工作了几十年的兵工厂扎根,期间有多次机会从事更高薪工作,都因我无法割舍而放弃。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却让我心潮起伏。父亲就像一颗沉淀在岁月河流的石头,身处急流而不动声色。
“那您的荣誉证什么时候丢的?”我不解地问,“我刚从部队回来时,你爷爷病重,我一直都在照顾他,你叔叔们又在闹分家,也不知道丢到哪里了。”父亲回答得如此轻描淡写,最后一句却郑重其事,“你和你哥哥就是我最好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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