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我们获取知识有两种模式，

一是演绎法，也叫分析判断，

二是归纳法，也叫综合判断。

数学知识依靠演绎法，好处是不会出错，坏处是一切结论都是前提里边已经蕴含了的，不会增加新知。

科学知识依靠归纳法，好处是总能增加新知，坏处是并不可靠。

既然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各的局限，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注定无法获得可靠的新知识。

这就是西方知识界特别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康德的哲学贡献主要就在这里，他要给世人指出一条获得可靠新知的光明大道。

康德相信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他显然太乐观了。很多知识精英都在康德这条路上前赴后继，试图解决科学的“证实”问题，后来波普尔搞科学哲学，另辟蹊径，认为“证实”这条路走不通，不如反过来设置“证伪”的规范。

今天大家普遍接受的是波普尔的标准，但波普尔的标准只能检验某种学问到底算不算科学，解决的是西方传统里的分界问题（the demarcation problem），照旧解决不了新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我们普通人，甚至包括科学工作者，听这些内容会觉得又玄虚又没意义。一点不错，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搞科研，谁都没必要把问题想得这么深。

理科生更不容易想到，明明应该有着可笑的“文科生思维”的文科生，怎么比理科生更严谨、更刨根究底呢？平时不会有人刨根究底得这么过分。好比我现在饿了，我知道吃一碗饭就能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会去想：这碗饭真的存在吗？

只要我足够严谨的话，就必须承认我其实是判断不出这碗饭到底存在与否，我只能看到它的样子，闻到它的味道，触摸到它的形状和质感，听得到自己咀嚼饭粒的声音，但我怎么知道我的感官没有骗我呢？

如果我透过一块红色玻璃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就会全部蒙上红色，我又怎么知道我的感官不像这块红色玻璃一样，传递给我信号是被加工、扭曲过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呢？

那么，当你问我一碗饭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我是没办法回答你的。

真正的那一碗饭，也就是那一碗饭的本体，或者用康德的概念来说，那一碗饭的“物自体”，是我永远认识不到的，而我所能认识的，仅仅是若干感官传递给我的关于那一碗饭的各个侧面，或者说，那一碗饭的“现象”。西方哲学里边所谓现象界、本体界之类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

问题分析到这一步，已经太脱离生活了，但如果请来笛卡尔发言，他还会继续追问：“你怎么确定你知道那一碗饭的现象呢？也许连你自己都不存在呢。”

显然，如果我不存在的话，我的上述问题也就都是虚幻了。我该怎么证明自己存在呢？笛卡尔用了一套很复杂的论证，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还是把推理的步子跨得太大了，笛卡尔没法证明“我思”到底真的是我在思考，还是我“以为”我在思考。

在我看来，“我在”这个结论，迄今为止还没人可以证明出来，至于和它相关的“自由意志”，非但没人可以证明出来，反而在神经科学界出现了反证。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缺乏可靠的基础——这是包括数学知识的，因为我们既没法证明公理的可靠性，也没法证明逻辑的可靠性。所以任何一个结论，严格表述起来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语言结构：假定某某条件为真，且逻辑为真的前提下，该结论成立。

通常来说，只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才能养成这样审慎而开放的态度，不介意旧有的金科玉律被突然颠覆。

普通人就很难做到了，因为人的心理结构天生倾向于闭合模式——一件事做完了，一套书买齐了，心里就踏实了，否则心就总是悬着。而在开放式的态度里，心永远都要悬着，这太辛苦，吃不消。

更让人吃不消的，是价值观遭遇的威胁。

试想一下，如果只是在价值无涉的领域里保持开放性，情况倒也不算很糟糕——比如哪一天出现新发现，说地球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的，我相信多数人的反应会是惊奇，但也能够接受，而假如哪一天新发现的证据表明秦桧是忍辱负重的大忠臣，岳飞是欺世盗名的大奸贼，显然谁发布的这个结论，谁就会被愤怒的声浪淹死。

知识确实给人力量，但人生在世，即便心有猛虎，也必须轻嗅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