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永远的原风景
徐民伟
在我退休的第一天,我又来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来感念、感怀、感激、感恩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母亲。芸芸众生,她毫不起眼,完全可以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然而在我这个儿子的眼里,我的母亲还是有些与众不同。我觉得我的母亲对方言的适应能力很强,我的父母都不是山东枣庄本地人,父亲是江苏武进人,母亲是浙江嘉善人,这两处的口语与本地的枣庄话有着极大的差别。母亲是二十多岁,随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到枣庄来的。仅短短几年时间,母亲的口语已完全融入本地。我从记事时起听到母亲说话的口音,都是地地道道的枣庄话,丝毫不带有江浙口音。老枣庄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当地有“南蛮子,北侉子,东边来个大傻子”的儿歌。虽不带有太大的恶意,但多少还是与外地人有些隔膜的。母亲快速的口语改变,既体现出母亲较强的口语适应能力,也对我们家庭很快、很好、很自然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融洽与周围邻里的人际关系,还是有着很大裨益的。母亲的人缘很好,到哪里都能与当地人和谐相处。母亲就是个家庭妇女,但母亲一辈子没有与人红过脸,吵过架,闹过矛盾。我从未听到过母亲说过别人的坏话,甚至连个脏字都没有。邻居们对母亲最多的评价就是“你妈妈人好”。
母亲人缘好的缘故,除了人好外,我想还与母亲会织毛衣多少有一点关系。六十年前的老枣庄,会织毛衣的人不多,在我们居住的那条小巷及其附近,会织毛衣的人更少。母亲不仅会织毛衣,还会很多样式的织法、针法,而且看过这个人的身材,就知道该织多长多短,多肥多瘦起,起针起多少,收针收多少,领口怎么织,袖口怎么收,织什么样的款式,用什么样的针法更好。织成的毛衣,通常穿在人的身上特别合适,也特别好看。对别人的要求,她一定满足,不厌其烦。哪里不满意,就拆了重打,口碑特别好。许多邻居、熟人来找我母亲学打毛衣,母亲都会毫无保留的教。母亲会一针一针的,慢慢的,多次给来人演示织毛衣的方法,有时会手把手的帮助来人学习、练习。来跟母亲学织毛衣的,多数是与母亲年龄相仿或比母亲更年轻的妇女,有时她们会带着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来,这样我又有了玩伴。她们边织毛衣,边拉家常,边照看着孩子,气氛特别和谐。平时串门拉呱大多也会带着手上的小活,比如,有衲鞋底的,有纺棉线的,有缝衣裳的,她们边干着活儿,边啦着家常。孩子们则凑到了一起,在院子里玩耍嬉戏,朴素平和、恬淡自然,构成了小巷特有的市井生活画面,这情景至今令我深深怀念。
有时她们也凭着各自的勤劳和巧手,接到一点小活儿,挣上一点小钱,补贴家用。比如衲鞋底,做鞋帮,纺棉线,烙煎饼等等。母亲就从陈姨那里接到过织毛衣的小活。陈姨在我们胡同口斜对过的中心街上,开了一间门面很小的裁缝店做衣裳,母亲常带着我到小店去玩儿。也许顾客们看到母亲织毛衣织的好的缘故,有的人会自己购买毛线,请母亲为他们加工毛衣。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但时隔一段时间多少总能遇到。每次接到活,母亲都会及时的赶制,有时会织到手臂酸痛,会织到深更半夜。我清楚的记得。在深冬的夜晚,母亲坐在被窝里,上身披着棉袄,斜靠在床头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手握着穿在毛衣上的毛衣针,一手勾着连着的线团的毛线。钩、挑、穿针、上线,两只手娴熟的配合着,一针一针的编织着毛衣。我睡在母亲的身旁,在母亲身体的温暖下,渐渐的睡着了。但当我一觉醒来时,我发现母亲还在一针一针地织着毛衣,只是靠在床头的姿势改变了一些。夜深人静,灯光昏黄,母亲深夜织毛衣的身影清晰的映照在身后的墙上,也深深的印在我幼小的脑海之中。这情景至今让我深切难忘。
每次接到活的时候,母亲都会高兴地对我念叨。咱们又能多吃几天大白米饭了。我父母都是南方人,吃惯了米饭。那时粮食实行居民定量供应,北方供应的口粮极少大米。要想吃到大米需要到集市上高价购买。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大小五口人,已是捉襟见肘,要想多吃几天大米饭,只有靠母亲揽点活再挣上一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陈姨搬到自己家里做衣裳了,母亲还时常会带着我到她家里去玩。我们家里人做新衣裳都是找陈姨来做的,陈姨从不收钱。所以每到中秋节、春节,父母都会精心准备鸡、鱼等礼品,去给陈姨送节礼,多数都是我陪着母亲去送。我们家在枣庄,没有任何亲戚,小时候每到节前节后,看到别人家亲戚你来我往,很是羡慕。所以每次跟着母亲去陈姨家送接礼,我心里都非常高兴。这种交往持续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我在峄城工作,离家较远,不常在家。陪母亲去送节礼,就改有我哥或我姐去了。大约在二十年前,临近中秋节的时候,我问母亲,哪天再去给陈姨送节礼,我想陪着你去。母亲听了黯然神伤,她唏嘘的说,“你陈姨去世了,唉,你陈姨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明白,在母亲心里,陈姨岂止是朋友,她是把她当做亲戚看待的。
我母亲后来还有一个朋友是李姨,李姨是母亲在街道小厂工作时的工友。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兄妹三人,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由于此母亲老年时就不会有退休金,晚年就缺少了个人生活经济来源的保障,这成了母亲晚年的遗憾,也是父亲晚年时的愧疚和心事。其实母亲在她同龄的那代人的女性里,还是属于比较有文化的,她本有条件找到一份不错的正式工作的。母亲小学毕业,识字、会基础算数、会打算盘,嫁给父亲前,她在上海的一家诊所里还做过两年护士。可是,随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山东枣庄后,母亲就全力生养我们兄妹三人了。直到我开始上小学后,哥哥姐姐长得更大了,母亲才自己到街道上找了一份街办企业的工作。最初是在修自行车铺当会计,后又分别在修锁铺、煎饼铺当会计。由于干得好,再后来街道上把母亲安排到经营规模较大的街办焦厂当会计。父亲对母亲干临时工是支持的,母亲每个月要到街道上报一次帐,每次报账前的晚上,父亲都会帮着母亲算账、汇账,方形的小饭桌上摆满了发票本、账本、算盘。他们俩人一个翻着一页一页发票读数,一个打着算盘汇总,读数的声音和着算盘的声响、相互交织,家里便有了别样的工作气氛和场景。有时会算到深夜,有时算着算着会遇到停电,他们就点起蜡烛继续算,直到算准、账平。母亲到焦厂上班后,由于离家远,中午不便回家吃饭,每天都是早上带点儿饭菜,中午在厂子里吃的。有时父亲中午回家,如果做好了饭,时间较早的话,或是偶尔做上了点好一些的饭菜的时候,父亲会用饭盒盛上热菜热饭,放在菜篮子里,让我骑着他的自行车给母亲送去。那时我已上初中了,每次父亲让我给母亲送午饭的时候,我都非常高兴。
母亲是在焦厂与李姨一起工作的,她们的友谊保持很久,直到她们都退出工作后,依然时常往来。母亲八十岁的时候,李姨还在家人的陪伴下,专程来看望过母亲。父亲比母亲大十二岁,父亲离休后最大的心事,是他百年之后母亲的养老问题。他开始给母亲存钱,把家里的所有积蓄分成十二份,从一月排到十二月,每月一张定期一年的存单。整整十二张银行定期存单存齐了,父亲把这些存单交给母亲,对母亲说,“以后你每个月可以到银行取一次利息,算是你的退休生活补贴”。
如今我也已经退休了,也已六十岁了,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岁月悠悠,世事茫茫,回首往事,我内心不由的五味杂陈,不由的想起我出生的地方,不由的的怀念我童年的时光,不由的感念,感怀,感恩给予我生命,带我来到人世,养育我长大的母亲。
虽然我知道,我出生的那条小巷,早在三十年前的城市改造中就消失了。虽然我深知,慈爱我的母亲,在三年半前也已去世了。但是我还是要在退休后的第一时间,赶到这个地方,在这里纪念我过往的人生,在这里追思、追忆,感怀,感恩我的母亲。
好在当年的街道的路还在,当年路边的树还在,通过这些路和树的标注,我能非常容易的就找到了当年那条小巷和我出生房屋的准确的地理位置。
母亲,在这里,我又闻到了那条小巷的气息。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当年的生活景象。我仿佛又抓着你的双手,蹒跚学步;我仿佛又拉着你的衣角,随你串门儿;我仿佛又依偎在你的身边,看您编织毛衣。母亲,我记事比较早,两三岁时的事情,我大多还能记起。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在我不到三岁时的那个隆冬的深夜,我突发高烧,奄奄一息。母亲,是您独自一人送我去医院就医,那天的夜真黑啊,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那夜的天真冷啊,冷的屋檐上挂满一尺多长的冰凌。您把我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用那辆童车推着我去医院。当时,万籁俱寂,空无一人,漆黑的小巷和空荡的大街上,唯有我们母子二人。母亲,那时你也不过三十来岁,您不害怕吗,您不孤苦吗。到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我患的是白喉,是急症,必须立即转往郊外的田庄医院,您又独自一人立即用童车,推着我去郊外的田庄医院。许多年之后,您每次谈及那次深夜送我就医的情景,都还是心有余悸。母亲,当时您一个年轻的弱女子,在那个隆冬漆黑的夜晚不会不孤苦,不会不恐惧。但为了您年幼的儿子,您不顾一切。母亲,虽然五十七年过去了,但我清晰的记得您拉开家门时,铁门链子碰到木门框时,发出的脆亮凄清的声响;我清晰的记的,漆黑幽长的街巷,微弱的手电筒光里您孤单恐慌的身影;我清晰的记得,空空荡荡的病房里你焦急焦虑的目光。
在当年粗大的路边树下,我久久的徘徊。往事如梦,纷至沓来,一桩桩,一件件,让我心绪难平。虽然已是隆冬时节,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晚风乍起。一时间粗大的路边树下,枯枝飘零,落叶缤纷,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光影婆娑,斑驳陆离。树叶像大片的雪花,在空中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母亲,六十年前的今天,您在这里赋予我生命;六十年前的今天,您在这里把我带到人世。在这里,让我呼吸到了第一口空气;在这里,让我听到第一响声音;在这里,让我看到了第一缕光亮;在这里,让我第一次嗅到了人间的味道;在这里,为我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步。母亲,虽然你普通如尘土,平凡如草芥,但是在儿子心中,你是神一样的存在,您是我此生最温、最暖,至真、至善的,永远的原风景。
母名,王国珍,浙江嘉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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