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因此我们倾向与他者沟通、亲和。而他者之为他者，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于是我们更加的期盼着团聚——我需要你，需要他者，一个心魂需要与另外的心魂相融合。而这，证明了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他者，但却从他者审视的目光里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残缺。我们试图弥补残缺，以期赢得他者的垂情或收纳，但我们又发现这弥补不可能不求助于他者，因为只有在他者同样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残缺才可获弥补。甘地说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爱亦如此，爱可以视为和平的根源，那不是一种可期捕获之物，是方法，是关系。爱的艰难与祈盼，简直是千古的轮回或重演！原来残缺和爱情是互为因果的。一切心魂的福乐与危惧中都携带了这样的消息。而这消息，在C的处境中（或我之C的思绪里）尤显昭彰。
我并不想写一个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差不多已经被写滥了。我是要写，恰是人之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恰是性的残疾或沉沦，使爱情与单纯的性欲明显区分，使爱情大于性欲的部分得以昭彰。是人对残缺的意识，把性炼造成了爱的语言，把性爱演成心魂相互团聚的仪式。只有这样，当赤裸的自由不仅在于肉体而更在于心魂的时刻，残疾或沉沦了的性才复活了，才找到了激情的本源，才在上帝曾经赋予了它而后又禁闭了它的地方、以非技术而是艺术的方式，重归乐园。为此应该感恩于上帝，也感恩于魔鬼，亦即感恩于爱也感恩于残缺。当残疾降临之时，以至其后很多年，我绝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这样说。而当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时，我真是由衷地感动。
有人说，父母之爱比性爱更无私更纯洁，我实在不能同意。父母对儿女的爱固然伟大，但那并不触及爱的本质，因为其中缺少了他者。父母爱儿女，其实是爱着自己的一部分。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即自我的残缺中，爱的真意才显现。当有一天，父母对儿女说“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想那是应该庆祝的，因为那时父母已视儿女为平等的他者了。但是多么有意思啊，如果在恋人之间忽然要特特地强调“我们是朋友”，这却值得悲哀，这说明一堵曾经拆除的墙又要垒起来了。语言真是魔术师。这墙的重新垒起，不仅指示爱情的消逝，同时意味着性关系的结束或变质。可见，于人而言，性从来不仅仅是性，那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语言，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所以诗人L终有一天会明白，这方式是不能滥用的，滥用的语言将无以言说。是啊，一切存在都依靠言说。这让我想起大物理学家玻尔的话：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
《务》最劳累读者的地方，大约就是您所说的“过于分散的物象”。人物都以字母标出，且人物或事件常常相互重叠、混淆，以至读者总要为“到底谁是谁”而费神。我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图。
首先——但不是首要的：姓名总难免有一种固定的意义或意向，给读者以成见。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
其次——但这是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试图塑造完整的人物，倘若这小说中真有一个完整的人物，那只能是我，其他角色都可以看作是我的思绪的一部分。这就是第一章里那个悖论所指明的，“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就连“我”这个角色也只是我全部印象的一部分，自然，诸如C、Z、L、F、O、N、W2……就都是我之生命印象的一部分，他们的相互交织、重叠、混淆，才是我的全部，才是我的心魂之所在，才使此一心魂的存在成为可能。此一心魂，倘不经由诸多他者，便永远只是“空空来风”。唯当我与他者发生关系——对他们的理解、诉说、揣测、希望、梦想……我的心路才由之形成。我经由他们，正如我经由城市、村庄、旷野、山河，物是我的生理的岁月，人是我心魂的年轮。就像此刻，我的心路正是经由向您的这一番解释而存在的。
如果这种解释（在小说里是叙述，在生活中是漫想，或“意识流”）又勾连起另外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心里相互衔接（比如A爱上了B，或相反，A恨着B）。但这样的衔接并不见得就是那些人的实际情况（比如A和B实际从不相识），只是在我心里发生着，只不过是我的确凿的思绪。所以我说我不能塑造他人，而是他们塑造着我。——这简直可以套用玻尔的那句名言了：文学不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这谈论本身是什么呢？恰是我的思绪、我的心魂，我由此而真确地存在。那“空空的来风”，在诸多他人之间漫游、串联、采撷、酿制、理解乃至误解……像一个谣言的生成那样，构成变动不居的：我。说得过分一点，即：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命运之网的一个结。《务》中的说法是：
“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我”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我”吗？“我”怎么可能离开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独地是“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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