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理性不看我的分析你不知道有多严重

感性与理性不看我的分析你不知道有多严重

感性与理性的区别，感性是没有上过学的智慧，在哲学中感性是指有感觉的，可以看到听到，摸到，闻到的；而理性是指人精神上对感性的进一步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人的认识要进行两次飞跃，第一次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理性就是能分析或判断一件事的对错，感性是不管对错，只要看本人的喜好判断。其中，寻求有效方法去达到目的的行为称为理性;寻求喜欢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的行为称为感性。

理性更注重事实，感性更注重情感。

人和世界的无视和否定，也就是说，感性和理性相互对立，水火不容。

感性，包括感性的先天成分，感性的形式，形成了先验哲学的起点。

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亚里士多德都将感性理解为感觉经验，主张感觉论，伊壁鸠鲁则以感觉主义作为根本的哲学主张。

基于此，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出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者虽然就最终立场来说相互对立（经验论认为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感觉经验是真理性知识的可靠保证；唯理论则怀疑和否定感觉经验的可靠

性，认为只有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才是我们获得可靠知识的前提，并且感觉经验是形成错误的原因），但是二者对于感性的定义基本都是一致的。

即：感性等于感觉经验。

而当时唯物主义则说知识只能建立在感觉上，不能做出任何其他的解释（孔狄亚克《感觉论》）。

在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西方哲学的主要核心是本体论，基本所有的认识论都是围绕本体论展开的，关于感性的认识论也一样。

什么是本体论呢？

简单来说就是探讨“世界的本体（本质、本源）是什么”，那时的西方哲学认为，在人类所能感知和理解的感性世界后面，还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理念世界。而这个花花绿绿不断变化的感性世界是虚假的，后面那个恒定不变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

所以哲学家们追求的是当前感性世界的理性本体，这种本体不同于具象的多样化的感性世界，这种本体是抽象的，同一的，普遍的，永恒的。

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传统本体论表现出了对于感性的、现实存在的

人和世界的无视和否定，也就是说，感性和理性相互对立，水火不容。

于是在这种对于本体论的追求中，诞生出了我们熟悉的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西方人认为，世界是理性的存在，人的理性是人之为特殊存在的本质，人能凭借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把握从而获得自由。

于是发生了我们都知道的那场运动——启蒙运动。

理性主义飞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理性主义可以大致归结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撑起整个西方传统文明的支柱：

1）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

2）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

3）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如果答案不能兼容，混乱就会发生。也就是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会与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相冲突；逻辑上，正确的观点之间不会相互矛盾。

这就是整个启蒙运动的成果了。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得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

然后……

然后启蒙运动中出了个叛徒……

在我们一般的教材中，18世纪都被誉为一个人类闪光的世纪，科学迅猛发展，启蒙运动带来了最伟大的思想，大革命将整个西方世界叫醒。

然后……

到了之后19世纪，他们自己就主动把他们在18世纪总结的内容给推翻了。

我们来说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说过一个观点，很多古希腊的诡辩家们也都说过，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被人们所遗忘。

“不同地方的人们并不都是一个样的。”

看上去似乎是废话？

不要小看这句废话，正是它及其发展出的思想，把整个启蒙运动开膛破肚。

孟德斯鸠在无意之中说了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波斯人，在波斯背景下长大，你想要的东西肯定和一个在巴黎长大的巴黎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不同的人们不会为了同样的东西感到幸福，试图把法国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或者把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法国人，二者都会造成痛苦。

这种相对主义，与理性主义中的一部分特质相抵触——相信世界上存在某些客观的、始终如一的、永恒不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比如不同地方的人都能为之愉悦的愉悦形式；存在着某些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发现的真命题——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也只不过是他们愚笨或者时机不对；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一旦扩散到世界各地，就会固话为一种永恒的模式，无须改变，因为它足够完美无瑕，因为它能满足人们永远的利益和欲望。

当然，最后让启蒙运动土崩瓦解的还是休谟。

休谟揭示出了哲学家所相信的那些必然性，那种维系宇宙的严格的逻辑网络，那种人类可以掌握，人类必须遵循的逻辑网络实际上并不存在。

他干了啥呢？

他干掉了因果律，没错，就是那个逻辑所倚赖的基础，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因果关系是存在的。能说的只有：这种事情通常会伴随着那种情形出现；正常情况下，这件事会在那件事之前或者之后发生，对于实际目的来说，是前是后还是同时，区别不大。

而休谟对于之前我们说的第二个命题的怀疑的论证更为重要。

当他问自己如何知道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时，他说他无法用逻辑推导出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论证桌子的存在，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论证此时此刻我正在吃一个鸡蛋，或者正在喝一杯水。我可以用几何的方法论证事物，我可以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事物，我可以用算术的方法论证事物，我想我还可以用纹章学或者棋术，或者其他符合人为原理的、习见的科学方法来论证，但是我无法根据数学的确定性来证明任何事物是存在的。我所能说的是，如果我忽略了一个事物，我会为此懊恼。但是，我无法用证明数学命题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存在，无法用证明逻辑命题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存在。用这类方法反向论证，不只是错误而且没什么意义。因此，我必须将这个世界当作一种信念之事接受下来，处于一种信任接受它的存在。信念不具有推论的确定性，实际上，推论完全不能用到实存之物上。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宇宙是一个合理的整体，它的每一部分不可或缺，每一部分对于其他部分而言都是必然地重要，每一部分只能是它自己，不能被替代。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优美合理的整体。

旧的理念认为：但凡正确的事情必然都是正确的，任何事情只能是它自己，无复有他。这就是为什么斯宾诺莎会说，当我们发现事实不可避免时，我会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没有人会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要是有人说：“二加二总是等于四，但是这是个让人郁闷的事实——二加二难道不能偶尔等于四点五或者一十七？”要是有人想要破一破可怕的数理铁壁，他肯定被人们视为疯子。

二加二等于四；A大于B，B大于C，所以A一定大于C，这些观点被我们当作思想的理性步骤的一部分，当作我们谓之健全理智的一部分接受下来了。

当然，如果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数学层面，我们就不会处处碰壁了。

这是理性主义的伟大预想。

如果当下你憎恶的害怕的事物同其他事物时间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你就得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合理的存在接受下来，欣然地接受它们，就像你欣然接受“二加二等于四”或者其他你生活中赖以维系的任何逻辑真理一样。

这是唯理论的理想，但是被休谟打破了。

然后，紧接着启蒙运动，另一个不太为人知的解放运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那就是浪漫主义运动，正是这场运动，颠覆了欧洲的整个传统架构（比如说理性），开启了通往西方现代哲学的道路。

以下要讲到当时并不显眼的一个国家，德国。

其中有几个并不显眼的人物，赫尔德，哈曼（不是高达里的哈曼），施莱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