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群里掀起了童年的话题,像一枚石子丢进平静的水面,我的童年在溅起的涟漪中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
遥远的童年,像黄昏里下了一场漫天飞舞的雪,天灰蒙蒙的,荒芜的大地白皑皑的一片,而我,就是那只在雪地里一直奔走苦苦寻觅的小野兔,抑或是一支积雪下含苞的红梅。
很久以来,没有一个命题会让我这么激动,我只要还讨厌自己孤僻、自卑、自闭的性格,就不可能不归咎于我的童年。童年像一幅苍凉的画,荒芜而空旷,有几束枯草,几缕寒风,几片纷扬的雪花….
又是一天,母亲拿出她与父亲的“袖章”还有那顶高高的帽子,袖章是白色粗布,上面用黑墨水写成两个赫然的大字“di zhu”,字是经过了桐油固定,硬邦邦的、清晰而持久,高耸的帽子是纸糊的,有着相同的字迹。每个有父母参与的重要场合,外出、上街或开那种需要他们站在舞台中央低垂着头颅的会议…..母亲都要诚惶诚恐地把它们拿出来,这两样东西被她和父亲视为珍宝一样收藏在家里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敬若神明,不敢马虎不敢懈怠,我的父母恭恭敬敬的把它们佩戴在膀子上、脑袋上,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荣耀、身份地位的象征,每一次佩戴都能映射出他们对待自己罪行的谦卑态度。
今天他们又是主角,会举行的盛大而隆重,我的父母把这两样东西工工整整的佩戴好,相互还整理一下,目光对视良久,肩并着肩,默默地走出院子那扇破败的大门,把门轻轻扣合,身后传来沉闷的扣锁声,把我和妹妹留在院落里。童年的我和妹妹就在这漫漫的恐惧里等待着他们回来,很久…很久…天暗下来,他们回来了,黑漆漆的房间里传出父亲轻轻的叹息:“要不是有这帮孩子,我还不如……”我没听到母亲吭声,也从没听她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我便认定母亲比父亲坚强。
每天,父亲、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出工去,他们就把大门紧锁,院子里有我和妹妹,其实锁不锁又有多大意义呢?院子那堵泥巴围墙早已残缺,我和妹妹很轻松地便可以爬过那堵墙,但,那堵墙,在我和妹妹眼里一直都是高耸的,是不可翻越的,我们甚至常常希望它更高大、厚实、坚固,能挡住风、挡住雨、更能挡住那些恶作剧的“勇士们”扬眉吐气的喊叫声:“小di zhu羔子出来呀……”接着,小石子、枯败的树枝便从那残缺的矮墙上飞进院子,那时我就会带着妹妹仓皇地逃进厨房里,趴在厨房的小窗口,两双眼睛死死的盯着院子那扇大门,但愿父母没忘记锁门,但愿那扇门不会被这帮熊孩子们轰然撞开,然后涌进院子里。
开心的时候就是周末或学校放假,堂姐要回来了,她是二伯家的女儿,二伯是个老师,在几十里外的镇上学校教书,虽然是“you pai”,但堂姐还是有幸入了学,周末、放假时她一准跟着二伯回来,她会来到我们的小院,并且一定会带来惊喜,一枚她缝好的毽子,几根夹在书本里的鸡毛,鸡毛插在毽子上,院子里就传出了我们三个人的欢笑;她还学会了“跳房子”,在地面上画出一些格格,找来一块破瓦片,教我们蜷起一条腿,在那些格格里踢着瓦片,堂姐上学走了,我和妹妹也学会了这个游戏,留在院子里经常切磋嬉戏;有时堂姐还会带回几条鲜艳的彩带,给我们梳外面流行的辫子….她就像一束光成为我们寂寞里的期盼。
有次堂姐和我们吵了起来,我们都像围墙外的那群熊孩子,大声地宣泄着我们的愤怒:“你爸是di zhu。”“你爸是you pai。”“打到di zhu!”,“打到you pai!”“……”我们吵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
堂姐又上学去了,我和妹妹无精打采地跳房子,心里满是后悔:“堂姐回来还来这里吗?还同我们玩吗?”到了周末,估计堂姐快到家时,我和妹妹就扒在墙的破口处,向她放学回来的路上眼巴巴地眺望,我们欣喜地发现,堂姐回来了,她快到村口时,脚步变得轻快并小跑起来,径直地向我们的小院跑来,嘴里还喊我和妹妹的名字,堂姐又回到了我们的小院,我们又一起玩起了踢毽子,跳房子,一起傻傻地笑。
稍大一点,到了饥荒的冬季,我就会走出院子,拎着篮子在寒风里走到荒野到处挑挖野菜,荠菜、野芹菜、岗米荠、蒲公英…挖的人多了,野菜越来越少,我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寻到一些,母亲把挖来的野菜漂洗干净,放点盐巴拌一下,放在餐桌上,便是一家人唯一的菜,岗米荠粗糙,蒲公英苦,最好的当数荠菜,我偷偷地看到哥哥、姐姐们,他们扒拉着那碗岗米荠或蒲公英难以下咽的样子就愧疚:“要是自己再跑远一点点,或许就能挖到荠菜了…”
除了挖野菜,还得砍柴,拾粪…每当我佝偻着幼小的身驱背着柴或斜挎着粪箕回家遇见父亲时,他都会默默地替我卸下这些,然后把我红肿的手抓握在他粗大的手里,用嘴不停地呼着热气,揉搓着。
我到了入学的年龄,传来好消息,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父亲没有犹豫,径直把我送进学校,成了教室最后排那个唯唯诺诺的学生,也是班里唯一一个没有红领巾的孩子。清明节到了,所有的学校、所有班级的学生们,在高举的红旗下,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唱着嘹亮的歌,排成长长的队庄严地向烈士的陵园走去,去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是每一个红领巾的骄傲。晴朗的天空下弥漫着油菜花香,不配有红领巾的孩子同样不配拥有这样光荣的时刻,我只好躲在油菜花香里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
我是父母亲第一个可以上学的孩子,而农村广阔的天地则是哥哥姐姐们接受教育的地方,父母似乎把他们生命里仅存的一点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但干瘪的钱包却时时让他们无地自容。
我又一次讪讪地从学校回到家,耳边依然回荡着班主任的声音:“学费没带来就别来上课了…”母亲看见我回来,赶忙跑到鸡窝再看一眼,看看那只该死的鸡有没有下出期盼的蛋,就差一枚鸡蛋的钱,那只鸡似乎已经穷尽,母亲不再期望,索性把鸡抱到市场上去…这样,我又坐回了教室里。
一天,我磨磨蹭蹭就是不肯上学去,被细心的大哥发现,他追问我为什么,我哭了,我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语文老师要求写《我的爸爸妈妈》,我写不好,我不要写…大哥蹲下身子,沉默一会,抓住我的双肩,坚定地看着我,没头没脑地说:“别怕,你就写,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大哥的鼓励下,我又回到学校,我写了那篇作文,具体怎么写的,我完全忘记,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把大哥教我的那句话写进作文里。
进入三年级时,父母身份彻底改变,我胸前也飘起了红领巾,自老师为我系上红领巾的那天起,每天我就像一只欢快的小鹿,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走到哪都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似乎让红领巾帮我说话似的,晚上睡觉前把红领巾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在枕头底下,才安心地睡去,早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紧张地寻找枕头下的红领巾,生怕她不翼而飞了,直到再次捧起她,才敢确定这不是梦,于是我开心地抓起课本大声朗读起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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