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楚辞
在地区人事处的工资科，办事员拉高了声调对我吼道，“你是支边青年，怎么可以加这一级工资?,不可以这样假公济私的。”语气带着太明显的鄙视。那时我已调到行署，除了担任行署秘书外，还兼管行署的劳动人事工资等。那天，我是去报批工资升级表的。我笑着递过去一张彤红的电视大学毕业证书问：“这个可以吗？”，他伸手疑惑地接了过去，打开，扫到了我的姓名，便局促地不知所措：“你，你什么时候上的电大？都已经毕业了？”
是的，耗费了我全部的青春年华，才在我不惑之年完成了高等教育。回首虽然荆棘丛生，也有野花绽放的来路，思绪万千……
文革结束后的一个长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我度过童年的苏州胥门，我拼足了全力爬万年桥，怎么也爬不上去，突然桥上伸下来一只手，拉了我一把，我就上到了桥顶。抬头看，竟是邓小平。
真的很奇怪邓小平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直到如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给四类分子和右派全面摘帽的文件下发的前后，中央发文恢复高考。好几个朋友都撺掇我赴考。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放宽了好多条件，其中就包括年龄婚姻。我的年龄正好轧进。心蠢蠢欲动，心想上了六年高中的我，难道考不过没读到什么书的老三届？我开始打听报名之类的有关事宜。当我得知，考生仍要过一个政审关时，我泄气了。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如是说。
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改变不了出身，但一定会改变命运。十年大漠，虽说艰苦，虽然是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但因为文革，国家养了我十年，却没有丝毫的贡献，自觉羞愧。“淡看人间事，潇洒天地间”。走自己的路吧！
不久成人教育风行全国。什么职业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夜大等等五花八门，眼花撩乱。和田的第一届电大学生在85年顺利毕业，开始招收第二届学生。
1985年，我已是41周岁的中年人。大学梦离我越来越远，再有迟疑，那就只能定格为梦了。我打听好了所有的报考流程，可是真到报名时却犹豫起来。报名费就要3元呢！不是没有，是舍不得。我们俩将近一半的工资要寄回老家抚育一双女儿，所剩的另一半除了我们夫妇的生活外，还要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还每月必须存下5元钱以防意外。3元钱可以做好多事了，万一考不上，不就打了水漂？眼看着报名日期就要截止，我还在犹豫。
一天，我下班回家。我家老蒋递给我一张单据说：我替你去报上名了，你就准备复习吧！“知我者，老蒋也！”我惊讶得不知所以，这么粗心的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如此的明察秋毫，温柔贴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复习，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电大。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我一起赴考的年轻同事没有考上，她开玩笑说：“把你三分之一的分数送给我，我们俩就都录取了！”她是天然的红五类，还是现役军人的妻子。看来，唯成份论正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大地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
共和国的春天已经到来！
生活总是在许许多多的“可是”中艰难行进。当我向领导汇报申请半日制工作的入学方式时，所长明确地拒绝了我。他的理由简单、充分：你是办公室主任，每个半天都不在，那半天的工作抛给谁？而且要三个年头，天天如此。当时，我真的很想和谁打一架，出出这几十年积聚的怨气！努力冷静下来，所长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一个方案在脑中萌生，我试探着说：“那换一种方式呢？”“你说。”我提出：只要允许我入学，一星期我只要半天的听课时间，主要用来与学校保持联系。但每个科目的考试时间要给予充分保证。所长思忖良久，挥挥手，“就这样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得反悔。”我赶紧追一句：“那费用呢？”“按规定办。”嘿嘿，所长很痛快！
就这样，我成了电大唯一合法的天天“翘课”生。
因为不听课，没有老师指导，学习难度无疑增大。每天要看书到一、二点，才能勉强补足半天的电大上课内容，第二天又是紧张的工作等着我。星期天必须泡在图书馆。成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工作和学习都不能出错。否则，结局会很难堪。深夜，读书间隙，问窗前明月：我值得吗？月儿弯弯不语。
这样过了大约一年，渐渐习惯了新的作息时间。在学习中慢慢发现，漫长时日里，自己所读的书，所关心的事都是一颗颗游弋在我记忆长河里的珍珠，祥和而温婉，时聚时散。而我在电大摄取的新知识一旦与它们相遇，这些四散的珍珠便被串起，成了光芒四射的长链在知识的海洋中流光溢彩！这才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过去自学的东西早在我的肚子里生根发芽，只待开花结果了呢。
三年后我以题为《试析王熙凤性格形成》的毕业论文惊艳四座而结束了大学的艰苦历程。
不得不感谢我丈夫。三年中，他放下了所有“大丈夫”的架子，每天除了买菜外，还在我下班前做好米饭，洗好菜，做好准备，待我回家，只要下锅就妥。而在我夜间看书发懒时，会适时的递过一杯浓茶，点燃一根烟，拉过椅子坐下，默默地一声不吭，待我恢复常态，再悄悄离去。相濡以沫，琴瑟和鸣，不过如此了吧！
蚕科所的工作也进行得有声有色。我利用单位的现有资源，在所内养猪，种菜，盖起了蔬菜大棚，买了两头奶牛。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把蔬菜、肉、牛奶卖给职工，既丰富了他们的餐桌，又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凡此种种，在领导的支持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蚕科所被评为和田唯一的自治区精神文明单位。我们的书记脸上绽开了花，笑着对我说：妙笔生花哦！要是没有你那些锦绣文章般的总结报告和有关材料，谁能相中远离城区，偏隅在玉龙喀什河畔的蚕科所呢？
那时候行署一老秘书已届退休年龄，在寻找接班人的过程中，有人推荐了我，经全面考察，下了调函到我的单位，领导以我们是自治区单位而拒绝了。
一年过去了，地区行署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老秘书还在上班。1988年年底，行署遂将我强行调离蚕科所，进入行署工作。而我的丈夫已先我离开原单位和田报社，赴民丰县任县委书记。我们俩几乎是同时踏上了扑朔迷离、步步惊魂的官道。
那时的女儿们正上高中，我们收到了她们稚嫩的笔触下流淌的期望：“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做清官……”
路还长，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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