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途（六）

      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是等待，也是重逢；是探险，也是寻宝；是眼泪，也是歌声。

                              ——汪国真

      农场解散后，支青被安置到和田地区的各行各业。我进了“和田蚕种场”（和田蚕桑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当了劳动编制外的农工，听说将来老了，连退休的资格都没有。

    我已习惯了命运的嘲弄。 好婆在世时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这就够了。

      我去蚕种场办理报到手续。走过一间办公室的窗户，里面传出声：我们领导怎么想的，支边青年都好吃懒做，又弄来一个！

      刚到蚕种场，就遇到了全年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抬冰”。两人一前一后用抬把子（一种柳条编的运输工具）从五、六米深的涝坝中把大块大块的冰抬上地面再抬进冰库，用以储藏当年生产的蚕种。三天的抬冰结束后照例进行了总结表彰。意外的是我竟受到了表扬。会后，和我搭档的那个人对我说：你真行！每次上坡，我都让你走后面，下坡让你走前面，就是想看你出洋相。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除了我自己，只有我的丈夫明白，我是如何在这三个夜晚里全身酸痛得夜不成寐、转辗反侧的！

      岁月如梭，我在蚕种场从一个普通的农工不断变换着身份：赤脚医生、打字员、库房保管、资料保管、档案保管、业务秘书等等。很多时候同时身兼多职，但我的身份还是“以工代干”的农工。

    所领导（那时蚕种场已变为蚕桑科学研究所，直属自治区农业厅管理，但劳动、工资这一块仍由地方代管）出于工作的考虑，着手为我转干。还找我谈话,并告诉我：“转干非常困难，需要指标。我们是自治区单位，地方上自己的指标都不够用，哪里能给我们呢？但总是要试一下的。不成功，再想其它办法。但不准闹情绪。”大概一个月以后吧！所长递给我一份地区人事局的红头文件，内容是：为落实政策，***是农校69届毕业生，现正式恢复其干部身份。“你托人了吗？”所长问。我摇摇头。“那我们报的是转干，批的怎么是恢复身份?还有那农校毕业是哪回子事啊？”，我还是摇头，但补了一句：“我是正式的调干生，在农校呆了足足三年后才回农场的。不过没上过课。”所长说了句：“就这样了，事办成了就好，别的不管了。还发了七、八份，生怕我们不执行似的。”又抽出一份文件说：“这份给你个人留着吧！反正多着呢！”

      那天下班回到家给我们家老蒋说起。他张大了嘴，终于合下来时，一拍大腿说：“是了，你知道王振远现在哪儿当官吗？”不等我接话又说道：“人—事—局”，“局长！”。

    王振远，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农校校长,书记。还兼着农场党委委员。曾在著名的三五九旅服役，随王震将军进疆。在吐鲁番任县委副书记期间因右倾错误被贬到和田农校工作。作为当权派，文革时被从地区医院揪回学校挂牌批斗.关押在他自己的宿舍，不准就医，不准回家，一天发三个馕。那时，我们住在他后面一排房子里。有一次走过他的窗前，听他在大声的咳嗽，几欲断气的那种。回家和老蒋说了，他说医生怀疑王振远得的是胃癌。我说：“那还囚着他？还不让他治病去？”“小声点！隔墙有耳！”他说。“又没犯死罪！”我很气愤地小声说着，和他商量：“行行好，晚上我给他送碗热汤面吧！太可怜了！”，“你想想好，你自己出身不好。”“我不管！”自此，每晚，老蒋望风，我就给王振远送一壶开水，一碗热汤面，大概一个多星期，直到他获准离开学校去和田就医。感谢老天！没被任何人发现过。文革结束，王调离农校，去了地区计委，因为没什么联系，再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原来是当了人事局局长了，肥缺呀！

      谜底终于揭晓。

      不久，因我有了正式的干部身份，跳过副科，直接被农业厅任命为所里的办公室主任。我丈夫也由老头帮忙调离农校到“和田报社”当了新闻记者。其间，我曾提着一小筐自家的鸡蛋去探望病中的老头，顺便向他道谢。老头说：“我没有徇私，你够一个干部的条件，否则，我也不会办的。”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