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到处都是单调的土黄色。
坐在旁边的女人一丝不苟地将露出来的长发塞回头巾下，然后拍了拍困倦的脸，发出轻微的“啪啪”声。
我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她。她的睫毛很长，鼻梁很高，眼眶深陷，脸上几乎找不到一处可以被称为圆润的地方。浓郁的劣质香水味在我的鼻下纠缠了七八个小时，终于到了要告别的时候。
只是这场告别未免太正式了些。起落架刚刚触地，周围就响起热闹的掌声，邻座的人们像是劫后余生般，相互拥抱。女人转过来看了看我，我有点紧张，好在她最后只是简单地伸出了手。我虚握了大概只有两秒，对方的体温还是透过纱制手套渗出来，温热也柔软。
隔着透明的塑料挡板，穿着制服的男人抬眼看了我三次，转头和另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耳语了两次，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拿出公司给的邀请函，证明自己绝对不是从事特殊行业的亚洲女性。他如释重负地耸了耸肩，一边敲章一边用夹杂着波斯口音的中文重复我的名字：“***？Right?” 我不能说什么，我只能憋着笑点头。
接我的司机名叫阿里，头发已经全白了。但在猜测外国人年龄这件事情上，我有点弱智。果然，他说自己才四十九。
车子在太阳下暴晒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坐进去的时候座位很烫，车里有一股蒸腾起来的皮质的焦灼味。收音机里的浑厚男声咿咿呀呀地拖着长音，正在唱颂某位先知。
我把车窗摇下来时，正好有辆双轨的大金龙开过。穿着黑袍的女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后半截车厢，一只手拉紧身上的袍子，一只手扯着车顶的拉环，挂在肘部的手提包因此来回摆动，而女人们也总是得时不时地调整下站姿，才不至于太累。再往前看，前半截车厢里却只是稀稀拉拉地坐了几个男人，空得不像话。我轻轻地哼了一声。哼。
两辆车并行了一段时间，阿里终于开始发挥伊朗人 “其他事情慢吞吞，开车必定急吼吼” 的性格，在车流中左突右闪，杀出了重围。
盛夏的热风借着车速吹落了我的头巾。我一边手忙脚乱地重新戴上，一边从后视镜里观察阿里的反应。阿里耸耸肩，撇撇嘴，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表示他不会因为我露出头发而不高兴。我心领神会，用最快的速度把头巾摘了，顿觉一阵清凉。也许，冲破禁忌的自由才显得难能可贵。
窗外，清真寺的穹顶上落下一只肥胖的乌鸦，它悠闲地踱了几步，又跳到另一个穹顶。
周围都是人声，我们的车进了闹市。街上的人们和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熙熙攘攘，各自忙碌。
嫌弃自己鼻子太高而做了塌鼻手术的姑娘似乎越来越多，她们的鼻梁正中都贴了块白色的胶布，看上去就像是京剧里的丑角，可是并不滑稽，只觉得怪。
在等红灯的时候，有人敲我这边的车窗，是个穿着黑袍的胖女人。她瞪着眼睛，双眉紧蹙，似乎很生气。我摸不清楚状况，朝着她无奈地摊摊手。她似乎有点锲而不舍，车子启动后，仍然提着拖地的黑袍子，吭哧吭哧地追赶。又红灯了，她在右后镜里的身影越来越大，气氛有点紧张，她想干什么？阿里无奈，指着我的头：“头巾，宗教警察！”
那一瞬间，我就是个在大街上裸奔的女人，羞愧之意变成血气直冲我的脑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她强行把我带走，我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东亚的国家随便挑一个，日本吧，好歹还能说几句日语。所幸，这个绿灯亮了，我逃过一劫。
我心有余悸，希望能快点到公司的宿舍。但街上的车太多，石油便宜看来也不见得是好事。有等不及的，把车开到路边，打开后备箱，拿出杯子和装了红茶的暖壶，在邻近的店里买张馕，就开始悠哉悠哉地喝起来。
看得我都有点馋了。一块人民币一张的馕我们一家人能就着土豆泥吃上一天。这几年里尔贬值得厉害，好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价格变动并不是很大。我掏出手机想要叮嘱先生给我买张馕，很奇怪，打电话没人接。
好不容易到了公司宿舍，开门进去，穆罕默德正在打扫卫生。他看见我有点吃惊，问了小乙哥的近况，又给我看他家孩子的照片。想不到两三年过去，他还在用键盘手机。彩信照片并不十分清晰，像素一粒粒的晃人眼睛。
先生没有出来迎接我。我找遍了每个房间，都没有人。打扫完后的卧室，整齐洁净，床单没有一丝褶皱。
我在黑暗中醒来，手机里有一条微信：
你好，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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