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寺是“佛教八宗”之一“华严宗”的祖庭[1] ，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全国佛教重点寺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
华严寺是唐代安城南樊川八大寺之一，位于现在西安市南十五公里的少陵（杜陵）原半坡，居高临下，俯瞰樊川。李白描述道："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唐代樊川是长安城南著名风景区，是春秋宴乐、夏日避暑的胜地。唐诗人杜牧《望故园赋》中写道："余三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天深，地平木栳。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暮草。"华严寺南望终南山，诗人岑参的"寺南几千峰，峰翠青可掬"，道尽了它景致最佳处。华严寺周围的自然景色，虽不是佛经中描述的华严世界，却也是人间的华严天堂。
华严宗祖庭
华严寺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初建于后汉，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历代寺名不一，唐太宗因尊杜顺大师为"帝心国师"，敕改寺名为"大华严寺"，时有东阁法堂、会圣堂、真如塔院等建筑依次而建，规模宏大。寺内现存唐建杜顺大师和澄观大师舍利塔，成为《华严经》、华严宗、华严寺三位一体的精神导归！从塔的记载看，这里曾有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俨塔、三祖贤首塔、四祖澄观塔。但在清乾隆年间，发生了少陵原崩塌事件，仅存砖塔两座，其余全毁。一九三0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居士来陕西赈灾，与佛教界人士瞻礼华严寺塔时，见到元代重修碑内有"修塔即降甘露"的文句，便于塔前发愿"重修两塔，祝愿普雨"。不日即天降大雨，朱子桥遂与佛教界人士动工修塔。
现存的两座塔中，东边的是杜顺的灵骨塔。杜顺（法顺，五五七～六四0年），俗姓杜，雍州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十八岁出家，皈依因圣寺珍禅师学习禅观。相传珍禅师修寺时，有一只灵犬在洞内衔土，往返劳而不倦。杜顺一生中，有不少为人治病、除害行善的事迹，受到当时僧俗的崇敬，这对他传法十分有利。唐太宗慕其盛名，引入内宫隆礼崇敬，后妃、王族、贵臣奉之如生佛。杜顺虽是禅师，但又以华严为业，住静终南山，著《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为华严宗初祖。杜顺圆寂时，有两只鸟飞入房中，悲鸣哀切。杜顺尸身一个月后仍肉色不变，一直有异香飘出，后起塔藏葬。现存的杜顺塔呈方形角锥体，共七层，高约二十一米，为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每层叠涩出檐，檐下均砌两层菱角牙子，塔身壁面用砖砌成扁柱、栏额、斗拱、昂等，第三层嵌有"无垢净光宝塔"刻石。
原西边的塔是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澄观的灵骨塔。澄观（七三七～八三八年），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圆寂后数十年，中兴华严宗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澄观十一岁出家，以后遍寻名山，旁求秘藏，广学诸宗。因感华严的旧疏文繁义约，决心撰华严新疏，历时四年撰写《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二十卷，后又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数十卷，这两部书后合刊为《华严经疏钞》，是《华严经》注疏中最重要的著作，因此澄观有华严疏主之称。澄观多次奉敕译经撰疏、入殿讲经，深得皇室尊崇，被委任为天下大僧录主持全国佛教。澄观世寿一百零三岁圆寂，历唐玄宗至文宗九朝。澄观弟子很多，圭峰宗密、东都僧睿、海外法宝及寂光号为门下四哲；宗密不仅继承其学说，而且发扬光大，被称为华严五祖。澄观的一生以振兴华严为目标，他批判慧苑两重十玄说和四教说，恢复和继承了法藏的五教判释和十玄宗义，并加以发挥，吸收天台宗一念三千的性具说，以发扬华严性起的教义。由于他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从而极力将华严思想与禅宗融通。澄观的禅教一致、诸宗融通的思想，对中唐以后的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
清凉国师塔呈六角形，为七层六面砖塔，高约十七米。塔上嵌有"大唐清凉国师妙觉之塔"刻石。因塔西临原畔，雨水冲刷，有倾覆之虞，长安县于一九八六年拆迁，由原址向东南移动十米就地复原。拆迁时在各层塔心发现有鎏金铜佛像、千佛碑和佛经等。在塔基下又发现作风迥异、雕刻精美和两层砖塔，约六米高。据记载，元代曾重建清凉国师塔，但从出土的铜佛和佛经来看，却是清初的遗物。由此可见，地上的五层砖塔应为十八世纪清乾隆年间，少陵原崩塌时，就所毁坏的元代重修妙觉塔基础上重建的。拆迁中发现的地下这两层风格不同的塔，当是元代重修的残塔。在残塔下还发现了塔心内室藏的石函，石函内有盛舍利的白玉瓶。在清凉国师塔侧有十八世纪清雍正年间加封澄观为"妙正真乘禅师"时立的碑石。整修后的华严寺塔，今非昔比，两塔对峙，相互辉映，为少陵古原增添了不少光彩。
华严圆融无碍
华严宗由于依据《华严经》教义立宗而得名。华严三祖释法藏曾被女皇帝武则天赐名贤首大师，因而华严宗又称作贤首宗。此外又因为"法界缘起"是此宗理论的出发点，故又称法界宗。华严宗的传法世系是"华严五祖"，即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华严宗的实际创建人是法藏，杜顺、智俨是华严宗的思想先驱，澄观和宗密主张融合华严宗和禅宗，提倡教禅一致，进一步发展了华严宗的学说。宗密之后，恰巧遇上唐武宗灭佛，华严宗开始衰落，但在唐宋以来都有传人。
华严宗宣扬自己是佛教教法的最高等级，并将佛教分作浅深不同的五教：一是小教，即声闻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开始初级阶段的教义；三是终教，即大乘终极阶段的教义；四是顿教，即大乘中顿超顿悟的法门；五是圆教，即圆满无缺、圆融无碍的理论。华严宗自判为"圆教"而将佛教其他派别以至印度佛教都判为"偏教"。
华严宗虽主要依据《大方广佛华严经》立宗，但对《般若》、《涅槃》、《梵网》诸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也都兼收并蓄，既远承地论、摄论诸师的学说，又批判地吸收天台、法相宗的有关思想，经过调和糅合，自成一个庞大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宗对佛教经典并不拘泥原义，照本宣科，而是重新加以组织而构成自己的体系，中国化的程度很高。
华严宗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法界缘起"和"圆融无碍"两个方面。法界（指"如来藏清净心"）缘起，即认为精神性的"一真法界"或"一心法界"（也称真如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客观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由"清净心""随缘"而起，离开"一心"，别无它物。在此"一心"的作用下各种现象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无不像"月映万川"那样统摄于"一心"。所谓"圆融无碍"，也叫，"无尽缘起"的现象虽是一种体用关系，但体用之间并非殊绝悬隔，而是体用全收、圆通一际，相入相即、圆融无碍。因此，举一尘而尽宇宙，舒一念而该发九世。此事即彼事，此法即彼法，事事无碍，法法平等。在"圆融无碍"思想的支配下，华严宗在佛教内部调和各派思想，对外则主张融合佛儒道三家。这种圆融一切的思想，正是盛唐大一统局面的一种反映。
华严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华严宗思想对宋代形成的理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朱熹的"理"或"太极"并不就是华严宗所谓的理或性，但其"生生不穷"之说也不是一多重无尽之说的简单重复，但其思维途径上的类同，却不能说是偶合的。华严宗的教义体现了汉地佛教高层次的文化心理特征，非常适合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信徒们的胃口，那些性格豪迈奔放，而富有浪漫气息的文人或思想先驱者对华严宗饶有兴趣。宋代文豪苏轼（苏东坡）研习华严经典，深感兴趣于华严宗的事理无碍、万事万物都是一真法界体现的学说，因此在诗文中写道："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清末戊戎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在所撰名作《仁学》一书中，采取了华严宗"法界缘起"的理论，认为法界，众生界都是由"仁"、"性"、"灵魂"，亦即"性海"所立并由此论证了三世一时，一多相容，天地万物只是"同一大圆性海"的一部分，其中，人只是一个现象而已。由此观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为变法慷慨赴死的豪迈性格，其实是有深厚的华严宗佛学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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