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快踏着厚厚的积雪各奔东西，脚下吱咯吱咯的响声很是悦耳。一回到家，我成天足不出户，春节破例没去舅家拜年，做客一上桌吃饭就难受，再不想勉强自己。我心里决计最后的半年可能在家中度过，我知道我基本上在校长和老师的心目中树立了“有点才华”的形象，至少下去教个小学语文总没问题，分工可能是不成问题。离开了学校，我就不可能介于什么“想美女”的问题，让人家放心。最关键的关键还是我在教室里无论如何坐不住，那外语一读起来我就炸脑，无异于受苦刑，呆在学校毫无意义。实在不分工，就算了嘛。
正月十五，开学时间到了，我像无事一样呆在家里。过了10天以后，我才慢悠悠地回到学校。我当然是故意迟到，好教田某人又去报告给学校当局，好了结我的苦衷。
回校后，我并未立即去教室上课，在寝室里又呆了两天，还没有动静，我有些失望。
我到校的第二天中午，到饭堂打饭，我是在人家都快吃完了，最后一个去打饭的，我总怕别人看见，一想到白吃饭心里很惭愧。刚进饭堂，恰好见赵玲从里面走出来。她捧着饭，低着头，一脸悲伤的样子，明显像刚哭过似的，小脸又瘦又苍白。我大吃一惊，大过年的，美女怎么弄成这样！无法想象她发生了什么。
反正我立即走，不再在这里晃来晃去。
我怕田老师没注意到我已经来校两天了，就不知不觉地又走进了教室。傅文章在我坐定之后，给我递来一本履历表，要我赶紧填好，说人家都填了，就你们两个没填。“你们两个”？原来那另一个就是赵玲。我一边填表一边想：她也迟到了吗？
过天把，方校长把我又叫去了。他态度和蔼地让我坐下，跟我这样交待：“你回去好好治病，回家还要好生看书，毕业考你还要来参加的。伙食费跟在学校一样，照领，每月18块。我家旁边那伢，上北京航空学院在家病休，可是一分钱也没有，还天天担心学籍掉了的嘞。回家去好好治病，你在这儿象话么？的确影响了别人的呀！”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我感觉他脸上的笑意很特别，好像是指我把某某美女弄到如今也不能正常上课！
临走时，我把我手上那“三千字的作业”交给他，校长笑着说你就不需要写了嘛。我还是把本子放在他的办公桌边角上，转身走了。自由了。
临走前的下午还看见了一次赵玲。雨后，我穿着别人的木屐从寝室走廊向厕所走去，她恰好又从厨房那边迎面走来。我看不出她那又黄又瘦的小脸上静穆的神情说明了什么。
奇了！这居然是我一生里最后一次看到她！她正月里的这场暴病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与我有没有关系，居然成了我一生永恒的无解的谜！如果她是因为担心我而伤心得生病了，那么可以说我这一生就欠了她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巨债。我很幼稚，我很低能，我什么都不是，却给别人造成了一场这么大的误会。知道这结果，我一个字都不该写啊！
回家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父母亲带我去西边某村问“仙姑”。仙姑望着满屋的陆续到来的人笑不拢嘴。她让我在神案前跪拜叩头后，再披开我的胸部，摸了一阵说：“这大小伙子，是病，不是鬼，赶快去治！”我才放心了，我生怕她说出什么鬼来。那满屋的香烟几乎把人窒息而死，我赶紧逃出门外，天气这么冷，我头上却冒汗了。父母似乎很灰心。我母亲对我的病根本来一清二楚，竟然让我看仙姑，居心何在？这是想我好吗？
父亲还不死心，一个多月后又到50多里外更负盛名的神仙那儿为我问病。在那儿碰上一个大队干部，他们聊了一阵，那人说他某年胸部长起个碗大的肉瘤，后来一刀割了，再没长。手术就是我们清河区人王桥大夫做的，他还在箭竹口区卫生院当院长。
父亲告诉我上述消息的第二天，我就带着被子同二弟一道去箭竹口。王桥不在，就回家。那时我总以为一割就好，其实与这根本无关。
我之后又单独去过箭竹口医院两次，才碰上王大夫。他叫我4，5月间再来。王医生说，那疤块界线很明显，反正要打开看下。我提起以前有民间推拿的人说，这是淤血堵了大血管，他们大笑那怎么可能？
到了4，5月间，王院长又不在，去山里搞结扎去了。
再过些日子，王院长回来了，但他又说天太热，弄得不好发炎丶溃烂，造成气胸那是很危险的。下年再来。
我这病！我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好蠢，一切全是1974年那次祸根嘛，吸气困难这个症状和那年的完全相重复，不过轻微一点。就是呼吸道炎症。我母亲可以说她是非常清楚，她就是闭口不做声，让我在黑地里慢慢摸索。
家里现在日甚日热闹起来了，父亲每到晚上只要有功夫就在屋后跟亲房的叔叔们大叫大嚷，说人家马上就毕业分工，他还在家蒙在鼓里。一开始就不该回，那是人家骗你！背石磨要把这几个月背上头呀！这样的叫嚷声持续好几个月。
没办法，事情总要解决。到了6月底，我去学校找方校长，要求回来参加毕业考，其实我只是想试探他的态度。几个月来，我一页外语都没看，几个英语单词早不知忘到哪去了。他说不行。分工他也不管了，还说你自己去找下面学校代课。我问代课是什么意思，他说代课就是代课！
我又跑到田老师那里去，他陌生人一样望着我，胀红着眼，胀红着脸，一言不发，理都不理。他把桌上的东西移了移，像我不存在。
我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不能分工的消息很快就尽人皆知，我二舅自然也听说了。他和我母亲说，叫我跟校长说一声，他要去找他，叫我问清楚校长的家住在哪里。
我又急匆匆地去找方校长。还有个把星期毕业分工的事就结束了，我却无人问津，怎么得了？我对方校长说话不算数有些气愤，但隐隐感到他决不会这么狠心的，他说不分工是吓唬我的。他问我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去代课吗？我说，家里人成天在骂我，我怎么办呢？他显然被我的平静打动了，而不是被我的痛苦。他沉吟了片刻，笑了！“你去找张校长，分工的事全由他办！”我不好意思地问方校长你家在哪儿，我舅舅想到你家去会会你。方校长的脸红了，没有告诉我他家住哪里。只是催促我：去找张校长就可以了。他笑眯眯地把个大麻烦交给了隔壁的张校长。
这个有不育症，只抱养两个孩子的人，声音高亢得叫人害怕，那声音没有丝毫的温和气息，硬棒棒的。我看见他，全身就发紧。他一脸残酷的冷笑，巨大的喉节在滚动着：“你根本没上课，什么也不懂，怎么分工？谁要你？”我的头低下去了。“以后再说！”他就这样把谈话结束掉。
正要离身，郎之雅突然一脸笑容闯进来，张校长脸上的乌云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指着郎之雅，裂着大嘴赞美道：“郎之雅，郎之雅，你这个调皮鬼！你这个调皮鬼！”他们大概又是要谈分工的去向问题。我就没意思地走了。郎之雅始终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那春风得意的派头我讨厌得要命，离他们越远越好。可现在，他们似乎全都变成了吊儿郎当的郎之雅，都那幅激动得意的模样。
我过一天就去找一下张某，每次都要悄悄的塞给他一些东西：香烟，白糖，菜油，鸡蛋，花生，大米，，，最初他像逗我一样地，把双脚高高地架在饭桌上，长长的脚趾乱动，像打着节拍的手，一边说：“人家那个毕业证红彤彤的，红绸面的，漂亮极了，你不就想不到啦？”
于是我就悄悄的把一些东西放在他那隔壁的厨房里。有一回是30斤糯米，一走到我就溜进那厨房，放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有一回是50个鸡蛋，放在他家那空洋铁瓶里，我像窃贼一样机灵。
开始他虎看脸，说不要搞这个名堂！可很快地跟我友好起来了，他说我舅舅昨天到他家这儿来了，模仿着我二舅的生理缺陷，他使劲地歪着头，问我舅舅是不是这样？这哈巴鬼其实挺天真搞笑的。
最后，他对我一笑，问我有5毛钱没有，有相片没有，把毕业证拿去算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原来这张校长是个口恶心善的人呀！可惜我此刻恰好5毛钱和相片都没有，他就叫我明天再来。他顺便说了一声他家粮食很紧张，叫我跟二舅说下搞两百斤粮票给他。
我高兴地来到寝室，把张校长说的也给我发毕业证的事跟米小奇说了一声。米小奇去年是我的仇敌，他极坏极坏，甚至比魏俊还要坏，他长期坐赵玲身后，估计他也暗恋赵玲。后来我似乎跟他缓和了，又是同乡，我主要是想炫耀，没想到这是犯了一次蠢得无法比拟的错误！
我回家跟父母报告了事情的进展，他们高兴了一阵，可提到两百斤粮票，他们又不吭声，显然感觉棘手。我说粮票叫舅舅去搞可能不难，不知怎的，他们没去舅舅家，反而责怪起张校长的为人。第3天我就空着手再去找张，先解释保证过几天粮票一定搞来，当然带去了照片和5毛钱。张不晓得是出于哪种原因，冷冷的说：“毕业证想不到啦，肄业证。肄业证有什么用，不需要发了。回去把个小学二三年级算术复习一下，我怕你这个都忘记了吧？”
分工现在算是有着落了，什么毕业证不毕业证我就不在乎了。可村里人不晓得通过什么渠道这么快就得到消息，说我现在不再是商品粮，而是吃“企业粮”！显然，“肄业”，他们搞成了“企业”。总之，他们为我现在是吃“企业粮”而非“商品粮”的结果而快活。
两百斤粮票就能换得毕业证，这么好的事，而我父母亲不去办；我一回家，全村马上就知道我从此吃的是“企业粮”，这都是我那娘的鬼！只要是坏事，马上就会象好消息通过她的嘴传遍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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