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秋时代
辛亥年的革命，将大清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持有“民国不如大清”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说明大清不一定就是垃圾。
民国取代大清，是辛亥革命获得成功的体现。但是民初是多事之秋，显然又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不彻底的革命，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革命。
东亚大陆大一统帝国的千年惯性思维与评价体系是：凡是改朝换代，新政权如果能够建立起“大一统郡县”体制，就是合格的政权。反之就不是。
继承大清法统、代表民国正统的北洋政府，似乎应该定性为“不合格”的政权，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洋的北京政府，没能有效统御地方政府，没能建立起千篇一律的“大一统郡县”体制。
历史可以用于诋毁与记忆。如果用于诋毁，北洋时代就应该定性为是藩镇割据的时代，大一统的历史解释体系里，藩镇在学术意义上是贬义词。如果用于记忆，北洋时代也可以定性为新春秋时代。
新春秋时代的历史解释体系里，北京政府无法统御地方，也可以理解或解释为北京政府是类似于虚君式的周天子，只代表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段祺瑞等北洋领袖最后基本得以善终，说明北洋式的“军阀战争”根本就不是“踊跃参军”或“战斗到最后一人”式的全民战争。
如果英国的王权将爱尔兰与苏格兰收入囊中，使两者变成“郡县”，西方的逻辑无法接受这种大逆不道的结果，但东方的逻辑正好与之完全相反。
中华民国顶着“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光环出世，但是“光环”的另一种意思，往往是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袁总统表面上受困于国民党在国会的掣肘，但其实这种议会式掣肘之所以成为北洋政府的心头之患，主要不是因为掣肘者的力量，而在于被掣肘者的自我约束。如果换成是布尔什维克，要终止这种以议会为战场的无聊游戏，完成可以做到不费吹灰之力。
实际上真正困扰袁总统的，是财政压力。北洋继承大清，但并无法继承清末新政带来的财政富余。在财富总量可观的情况下，中央没钱，说明钱被地方截留，政府没钱，说明钱被民间截留。相反的理解同样成立。
袁总统或袁皇帝无法将地方的钱征集到中央，是新春秋时代的格局所决定，任何人包括北洋政府均无力法改变格局。但是如果按照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不休的观点，“富国强兵”与“藏富于民”其实是相互排斥的选项，民初“善后大借款”（向列强借钱）的时代也是如此。
新春秋时代的民众也许是幸运的，在广州国民政府及之后的时代，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完全有能力让上海及江浙财团“捐款支持”，苏区和根据地也完全有能力让人民群众“做出牺牲”，只有新春秋时代才会实行这种将政府财政压力与民众隔离的“善后借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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