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 北上殉国 吴佩孚避难鸡公山 孙总理殉国留遗愿
一、吴佩孚败逃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乘舟进入长江，长江诸省是直系传统的势力范围，但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萧耀南纷纷拒其入境。吴佩孚被迫避难于河南鸡公山。冯玉祥派人围山，吴佩孚一夜愁白了头。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从小熟读诗书，22岁考上秀才。1898年，袁世凯在天津招募新军，吴佩孚听说后立即赶去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辛亥革命后不久，一些议员们居然商议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在其墟基上另建议会大厦！远在洛阳的吴佩孚听到后大吃一惊。通电呼吁“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故宫三大殿躲过一劫。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几天以后，远在南岳衡山的吴佩孚，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愿和日本决一死战！
吴佩孚为此还填写了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作为部队的军歌：“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莱游，念弥陀!”
当时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
吴佩孚答道：“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那个日本记者只好灰溜溜走开。
袁世凯、冯国璋死后，吴佩孚拥兵数十万，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军旅之余常吟诗作画，在北洋诸军阀中素有“儒将”之誉。1924年9月8日吴佩孚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第一位登上封面的华人。
1924年，直奉战争后，奉系挟胜利之势南下扩张，占领江苏安徽，虎视江南。孙传芳等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趁势东山再起。萧耀南病死后，吴佩孚完全控制湖北，并控制湖南北部。
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倒戈之仇，遂与奉系联合，沿京汉铁路北上，将冯军逼入绥远，占领直隶和河南。只是此时吴佩孚的精锐早已在山海关一站被歼灭，现在手中只是一些杂牌军，虽然重新崛起，但已经实力不在，在北伐战争中首先被打垮，从此一蹶不振。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道：“自治者，自乱也。”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他甚至写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醇酒妇人”是指当时“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跳舞。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想实行“南唐北吴”计划，南方由唐绍仪组织伪政府。土肥原对吴佩孚展开劝降，吴佩孚让日本人给他组织力量对抗蒋介石，日本人没有答应。1939年1月，吴佩孚的一些老部下组织了“和平救国会”伪民间组织。对吴佩孚实施“劝进”，请求吴出任“绥靖委员长”来稳定大局。
吴佩孚愿意和日本人合作，但不当傀儡。就在这时，日本的另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已经搭上了汪精卫。于是，日本人改变了策略，争取“汪吴合作”。
可是汪精卫想把吴佩孚纳入他的伪国民政府之中。吴佩孚从来不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所谓“汪吴合作”就此告吹。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谋杀吴佩孚，吴在牙医刀下当场死亡。时年65岁。
吴佩孚死后，远在重庆国民政府立刻发去唁电，给予了极高高的评价，追认为他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发去唁电，同时亲自撰写挽联：”“三呼渡河，宗泽壮心原未已；一歌见志，文山正气自常存！”宗泽是北宋时东京留守，抗金名将，而文山是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
吴佩孚曾自撰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二、孙中山北上
正在直奉大战双方兵戎相见、战事正酣之际，直系军阀吴佩孚所部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京，囚禁了曹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推翻了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将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以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并于10月25日通电全国。冯玉祥甚至将溥仪驱逐出宫，以平息清帝复辟的谣言。10月25日，冯玉祥致电孙中山，请其北上主持大局。
11月4日，冯玉祥等29名将领又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电文称：“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其时，广东革命政府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北方政局复杂，此行险恶，不宜前往；一种认为对发展国民革命有利，应抓住这一难得机遇。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孙中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他在11月3日回广州，途经黄埔军校时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11月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明确表达了此行一是努力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3日，孙中山与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自广州出发，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经天津抵达北京。然而，此时的孙中山由于常年劳累，加之沿途讲演活动频繁和旅途辛劳，抵达天津时，终因肝病发作而病倒。
就在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冯玉祥因受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失去了实权，只得宣布离开北京“入山休养”。不久，他又通电全国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北方的情势变得更为险恶。
12月24日，乘孙中山在天津逗留养病期间，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随后又宣布将于次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段祺瑞派人携《善后会议组织大纲》赴天津，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坚决拒绝。随后，中国国民党发表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12月31日，孙中山乘火车抵达北京。孙中山向段祺瑞表示，为国家前途计，他不再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以“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否定了孙中山的主张。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诊断已是肝癌晚期，无法手术。 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在病榻上，他艰难地口授了《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三份遗嘱。
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张静江、宋子文、孙科、孔祥熙、何香凝、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但因听见宋庆龄在邻室哭泣，他当天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他自知时日无多，才补签了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
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苏联合力共作。”
1925年3月12日，怀着和对未竟事业的不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辞世。3月19日，在北平中央公园公祭后，移灵北京西山碧云寺。石龛内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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