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 星期四 加格达奇 热
昨天晚上的梦做得很累，早晨又被火车的轰鸣声吵醒，不得不起床。
走路去早市。
早市还在原来的那几条街上，商铺更多了，招牌更多了，临时摊床和帐篷也更多了，还多了几条没人领着的狗，以及几堆没人收拾的狗屎。
餐饮一条街
狗儿们不认字，如果它们能看懂招牌上写的是什么，就不会到处转悠了。
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卖狗肉，也不挂个羊头掩饰一下。
我买了一个烧饼和一个油炸糕。交钱的时候，我没说几句话，可是老板却说他知道我是外地来的，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告诉他说，三十年前我就是大兴安岭人了，但是我没有底气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逃兵。
我还去了当年这里没有过的KFC，看见有卖油条的，买了一根，还买了一杯豆浆。
在新西兰的KFC是绝对买不到这两种美食的
收银员好像是个新手，顾客们不懂得排队，全挤在柜台前，她记不清先来后到，谁挤在她的眼皮底下就接待谁。
快餐店不是饭店，要每位用餐者自觉清理自己的垃圾才能快起来。
吃完早饭后，我沿着大街蹓跶，想看看我能否认出哪个建筑是以前就有的。昨天晚上室友领我转了几条街，告诉我大兴安岭市政有个“穿衣戴帽”的政策，就是要给所有建筑贴上欧式复古装饰的廊柱、花边和帽头，打造异国风情。
找到了老电影院和老八一宾馆。感觉距离没有记忆中的那么远。
穿了新衣的老电影院
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们拍了很多好看的电影，我在这个电影院里看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的《邻居》。
带了新帽子的老八一宾馆。既然还叫做八一宾馆，为什么不戴一顶红五星军帽，而带了一顶外国帽子？
老八一宾馆。我们在加格达奇办公时，经常住在这个宾馆里。四个人一间房，每层楼一个卫生间，没有洗澡间。
回宾馆的路上，去火车站售票处取票。托人买到的车票信息存在我的手机里，我把手机从售票窗口递进去给售票员看。还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售票员。她说，“你把手机拿回去，把订票号码给我念一下就可以了”。我说，“你拿着手机自己看嘛，我眼花看不清”。她说，“那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碰旅客的手机”。终于见识了什么叫铁路军事化管理，不仅不能自己玩手机，连看别人的手机也不行。
回程票比来的时候便宜一元钱
回到宾馆，进房间拉开窗帘，发现楼下就是火车站的货场，是我当年托运行李的地方。为了能把室友妻子送给我的超大木箱（参见《画家》）运到哈尔滨，我在这个货场里周旋了好久。
我当年托运行李的地方
这家宾馆是栋老建筑，卫生间的玻璃窗与房间的玻璃窗一样大。我站在淋喷头下，打开一扇窗，探出上身对着货场拍照。这是我见过的阳光最充足的卫生间，因为对面没有其它高层建筑，窗玻璃是全透明的，还没有窗纱。
中午退房后，背着背包去了老新华书店。早晨经过它时，还没到开门时间。书店的一楼已经改成了蛋糕店。上楼的楼梯隐藏在蛋糕橱窗的后面。沿楼梯往上走，闻到的不是书香，全是蛋糕香。
楼上一半的空间布置成了阅览室，有大桌子与条凳，允许顾客坐下看书。正是中午休息时间，只有两个穿着校服的初中生在看一套大开本的模拟考试卷子。我在书架间看了看，大多是各种考试的模拟题，有很多考美术学院用的应试样本。人们现在都上网阅读了，只有需要对付考试时才买真书。
最里面的一个书架上，标着“大兴安岭作家作品专柜”。没想到大兴安岭有这么多的作家，题材种类还很多。我把背包放下，看了很长时间。饿了到楼下买了面包和水，吃完后上来接着看。看了几个小时。
我一白天都没有事，本来计划是看好友们。但是他们全天都要听讲话辅导，不许溜号。我的好友们全都在同一个行署办公楼，我别无选择，只能等。
书看够了，我决定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等，主要也是想看看现在的大兴安岭最高权利机关的办公楼是什么样了。
以前的老行署办公楼离火车站不远，我问出租车司机去新行署要多少钱？他说，“不远，十来块钱吧。但是，大楼正门不能停出租车，我只能把你拉到后院边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那更好。我心想，我没有身份证，走正门不一定能进得去。
我下车后，穿过后院，进到一层巨大的车库里，按电梯上楼，来到大堂，一路畅通无阻，出租车司机确实有经验。
大堂里面的鼎盛千秋大鼎，纯铜制造，造价不菲，是这个和谐社会的象征。
上楼找到好友们，他们说，还要分组讨论讲话心得，不能下班。我说没关系，你们忙，我再蹓跶蹓跶。
我回到大堂，出了正门，看见武警在和颜悦色地劝一对老夫妇离开。那对老夫妇拿着写在纸板上的状子，要见专员。他们背着行李，一副要安营扎寨的样子。
从正门看广场
大楼正门庄重、气派，上方悬着360度摄像头。
从广场看正门
我选了个最佳位置，拍出比较对称的画面。
广场上不许出租车和私家车驶入。
大楼门前的大道
宽阔平直的公路上没有几辆车。
广场上的巨大浮雕墙，记录了大兴安岭从古到今的历史。
在广场上碰见两位散步的老者，我上前搭话，问他们是否听说过十八站造纸厂。他们说，当然听说过，当年林业要自办造纸厂，正经轰动一时呢（参见《人生》）。再次证实了我的青春不是梦。
回到大楼，经正门走进大堂，武警没有管我，他们还在忙着劝说那对老夫妇。老夫妇已经把席子和被褥铺好了，盘腿坐在上面，默默地举着手中的牌子，对武警们不理不睬。
我再去找好友们，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写心得，要写到五点整才能下班。我对这套规章制度很熟悉，当初的说法叫做“六分之一”， 就是全体党员每星期要拿出两个半天的时间，一般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九五年我国申请加入世贸时，突然实行了双休日，党小组学习时间只剩下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还曾抱怨过：“这下只剩十分之一了“。现在，好友们已经学了一整天，至少有五分之一了吧。
他们的办公室都是两人合用的，最近刚刚合的，人均面积都不超标，凡是超标的办公室都已经空出来了。我坐在桌旁，看他们在一个16开大的《学讲话专用笔记本》上写心得。笔记本的每页纸上都印有日期栏，题目栏，写心得人签名栏和互审人签名栏。我自认为是党内人士，不自觉地翻看了一下，几乎是每天都在学。笔记本封面上还有一个党徽。
好友们的胸前也都戴着党徽。我以前只戴过团徽，从没见过党徽，因为那时强调党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一位好友对我说，你上大学时就入党了，算是老党员了，你也应该戴上党徽。正巧，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一枚，“...来来来，戴上，戴上....”。
终于有了护身法宝
我太需要这个了，我一路苦于没有身份证，被当作另类，住不上旅店，这下可好了，我要一路戴回去，“戴党徽、亮身份、践承诺”。
好友们一定要坚持到五点整才可以走，走廊里有摄像头在监视着。
我有点儿着急，因为我的火车票是七点的。好友们说要去饭店吃晚饭，大家都带着家属，好好聚聚。我觉得时间来不及了。
好友们特意为我挑了加格达奇最好的饭店，不在政府大楼附近，也不在车站附近。好在大家都有车。
他们点了很多菜，都是硬菜，费工费时，上菜极慢。大家热烈地叙旧，边吃边等，我心急如焚。
六点时，我提出要去赶火车了，你们慢慢吃。大家说急什么急，保证准时把你给送上车。我说，万一路上堵车，我就回不去了，票太难买，可耽误不起了。
大家笑了，这里哪有堵车呀！又不是你们外国。
我说现在是晚高峰时期，肯定会堵的，便抓住一位好友求他送我走。我说你们接着吃，菜还没上完，别浪费了。
好友开车送我去车站，一路畅通无阻，确实没有堵车，路上根本就没有几辆车。
看时间还早，我请好友把我撂在候车室就行，那样他还来得及赶回饭店接着吃。他说，“吃啥了，你看，他们都过来了”。
果然，大家都开着车跟在后面，我心里一阵痛，菜都白点了，谁也没吃好。都是室友花的钱哪。
最后大家把车停在站前广场上（不收费！），进到候车室里陪我。
候车室里，我是唯一这么早来候车的。突然，从站台里面走出了刚才一起吃饭的三位好友，吓了我一跳。他们问我们怎么这么慢。原来，这三位好友抄近道开快车比我们先到的，以为我已经进到站台里面去了，他们仨就直接上了站台。我问，你们没有火车票，怎么进站台的？他们说，车站里里外外的人，他们都认识。
有认识人真好办事啊。我这一路全靠的是朋友们帮忙才如此顺利。
与来时的那趟临时加车一样，这趟车还是绿皮火车（参见《绿皮火车》），还是慢车，还是电扇狂吹，还是有人在车厢连接处抽烟，还是有人泡快餐面、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
好在还是有烧水炉，开水随便灌。
更好的是，这次是夜行车，没有太阳晒，车厢内温度不高。
我的票是中铺，比上铺的空间大一些，离风扇距离正好。
我躺在毛毯上，也不敢想毛毯的外罩是否干净，只是接着做昨天晚上被火车汽笛打断的梦（参见《画家》）。
有一天，画家突然消失了。除了他自己的画具，什么都没拿，画完的画、没画完的画、剩下的画布与画框都留在了会议室里。很显然，不需要我为萍侦查他是否是真大学生、以及是否有对象了。
第二天，有一个女孩找到招待所来，自称是画家的对象，名叫莲。听说画家在造纸厂找到了工作，过来看看他。
所长让莲住在萍的宿舍里，让我和萍做好莲的接待工作，劝她尽早离开。所长说，本来他想把画家调进来，造纸厂将来需要一个专业美术人员主抓宣传广告工作，可是发现画家给他的简历和文凭有造假的嫌疑，而且画家领酬金时用的名字和在画上的题款是不相符的，尽管画家说那是他的别号。造纸厂的筹建评审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可不能因为用人问题而节外生枝。
也许是画家感到了自己的身份正在遭到质疑，或许是他知道莲要来找他，提前一天走了。
莲没吵没闹，也没什么要求，只是默默地等，等了一个星期。终于，她听明白了我转达的意思，即使画家回来了，所长也不可能留他，便也走了。她说，感谢所长不收她食宿费。
送莲走的那顿饭，萍说库房里有新到的一箱可口可乐，我征得了所长的同意，让萍拿出了一罐，分倒在三个酒杯里，我们举杯和莲告别。我们都是一次喝这种像中药汤一样的美国饮料（1987年，可口可乐还属于高档洋货），感觉又苦又甜，气泡在嘴里有些沙口，咽下去还有点儿噎得慌。
与莲相处一个星期，萍说我喜欢上莲了。我满口否认，我有自知之明，我的相貌与画家相比差出十万八千里。但说实话，莲确实很漂亮，她说画家请她做过水粉肖像画的模特。
莲走了没几天，领导派我去长春给排水设计院取水文勘测报告书。我回来后发现萍也走了，离开了十八站，听说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久后，我也离开十八站去哈尔滨报到了。
一年后，造纸厂筹建工作被叫停了（参见《人生》）。
跟画家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使用美工刀。那时的美工刀都是进口的，质量非常好。画家说，新刀片锋利得可以用来剃胡子。画家还教我钉画框，绷画布。
画家的画法很不一般，他使用水粉颜料，在细纹白布上画国画。国画本应该是用国画颜料在宣纸上渲染，但是作品完成后需要装裱，费工费时，画幅也不宜大。而画家自己做木框，想做多大做多大，白布幅面宽，无限长，所以画幅可以完全配合客户墙面的尺寸。水粉颜料比国画颜料从远处看更鲜艳一些，有覆盖性，可以后加高光，不必像国画那样画坏了就得换一张纸。画家能够保证每张大画都是一次成，绝不会浪费材料，所以客户才非常满意。画家曾对我说，他对自己发明的画法充满自信，总有一天，他会成名的。
后来，我在饭店吃饭或住宾馆时，总是特别留意墙上的国画，仔细看看是否是用水粉颜料画在细纹白布上的，如果是的话，不论题款用的是什么别号，都有可能是他画的，我也许就能找到他。
可是，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的画法，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曾在网上搜来搜去，发现过一幅画和他的画法比较像，但那只是个小样，看不清细节。卖画的是个年轻人，不是我要找的画家。
国画《富山贵水》（照片来自易从字画网）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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