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林家俊： 人生比大戏还精彩

——纪实文学《如戏人生》再版序言

【序言】林家俊： 人生比大戏还精彩

      “精品”并不一定意味着完美，但纪实文学“精品”的生产却一定是追求一部作品的原创性、探索性、本元性，使其具有思想的韧度和情感的温度，进而产生一种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当隔着近十年的时光重新阅读长篇纪实文学《如戏人生》，讨论对它的修订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对于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还是对于当下纪实性叙事文本写作的现场而言，它仍然具有典型的样本价值和意义。人民文学出版社予以再版发行，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曾获得过全国纪实文学一等奖、安徽省人民政府奖……

       闫立秀出生在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父亲迫于生计当过国民党的矿警，母亲却是一名生长于红色老区金寨县的红军女战士。二人因抢婚而结缘，因弃婚而结义，又因无常而重聚，因性情而结合，因抗战而罹难……这戏剧性的本身就为他的身世抹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也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少失怙恃的闫立秀有幸进入扫盲班学习文化，却又迷上了流行于淮河两岸的“倒七戏”，如痴如醉，由此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也赢得了纯情少女艳艳的芳心。那种介于爱情、友情、姐弟情之间的诚挚情感，也许正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真爱；也正是因为在艺术上的小有成就，他被强迫“选入”公社宣传队，痛失继续求学的机会，阴差阳错地与艳艳失之交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却又能够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直面人生，并得到了善良人们的理解和关照；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为红极一时的“革命干部”后，又能够不骄不纵，自觉回报和袒护身边的弱势人群，展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一部悲喜交集、离合杂错的“人间正剧”。因为酷爱艺术，与戏剧结伴游弋人生，他的“泥腿子”剧团走遍大江南北，唱红淮河两岸，荣膺文化部颁发的演出优秀奖、剧本三等奖，挺进上海一流艺术殿堂——中国大戏院，《中国文化报》、《新民晚报》、《安徽日报》、《上海文化报》等三十多家报刊争相报道，纷纷赞誉：“一群平凡的人，演绎了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貌不惊人的他与五位女性结下了啼笑姻缘，横跨半个多世纪，心相许却难相守，不思量又自难忘：五十年代，与艳艳心心相印；六十年代，与芸姐生离死别；七十年代，与秋儿为情私奔；八十年代，与三妹情牵梦随；九十年代，与张唯情结鸾凤，还有与“时髦女郎”晓晓的真情相与……个个都对他相亲相爱，以命相托，为他的事业真心付出，无不凝聚着对戏剧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着历史的痕迹。也许正是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灵肉结合，才能使他们心相印身相许，休戚与共，无怨无悔，共同演绎着一幕幕活生生的情感大戏，令人唏嘘感慨。

       台上他演戏，台下戏撵他，悲欢离合，嬉笑怒骂，真是造化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他的剧团的“灵魂”，演艺是他人生的“戏胆”。我曾在第一版序言《戏里戏外两传奇》中这样写道：“闫立秀是执着的，聪慧的，刚毅的，坚韧的，血脉中流淌着淮河文化的精髓。对流行于淮河两岸的庐剧、花鼓灯、门歌、老婆歌以及众多的民间艺术门类，他无所不精，而且兼收并蓄，触类旁通。他把花鼓灯与样板戏嫁接起来，让传统剧目与现代歌舞同台竞艺，焊接中外，联通古今……”“《如戏人生》将写人与写戏融为一体，叙事与抒情交相辉映，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民间艺人的传奇经历，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含蕴着淮河两岸的世俗风情，洗尽铅华，朴实感人，是一部难得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虽然自称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凭着他多年以来的刻苦自学、笔耕不辍以及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深刻理解，娓娓动听地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亲身经历，向世人传递着心底流淌着的至情真爱，使作品更具有一种传奇般的魔力和戏剧性的张力，读来难以释手，欲罢不能；掩卷回味悠长，情思翻涌。可以看出，这是作者心灵的独白，情感的倾诉，字字句句，血泪写成……”现在看起来，十年前的这些评价仍然是允当的。

【序言】林家俊： 人生比大戏还精彩

      纪实文学需要解决好纪实性、文学性和表达方式三大问题（非虚构写作也是如此）。从《如戏人生》一路走来，经过长篇小说《淮河作证》、《石榴树下》，再回到《如戏人生》的二度创作，闫立秀对人生有了再度的思考与感悟，对文学也有了深度的理解与把握，更注意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经营，更稔熟对场景的铺陈和细节的推演。一如我在他的《淮河作证》序言《生命之树长青》中所说：“误会、巧合、冲突、智慧、计谋、戏胆、集中、精彩、曲折、伏笔、虚实、情境等情节要素的构成方法，在他的笔下被交替应用着，却又不露痕迹，因为绝大多数人和事都是他所交、所历、所经、所见、所闻、所思、所盼的投射，甚至都能找到生活的原型，根本无需再做更多的雕饰。”《如戏人生》的修订更加深了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自信和自觉。

       在文本修订过程中，闫立秀有意识地加大了文本信息的密度和呈现的难度：故事有了新的展拓、接续和必要的文字删节，蓄意克服纪实性叙事文本容易出现的情节断裂、人格分裂、形象扁平、人物脱轶 、行为惯常、对话拖沓、细节习见等流弊，采用个性化的戏剧语言展开叙述，不仅艳艳的故事趋于完整，而且母亲的行实、晓晓的际遇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非线性叙事、共时态场景得到了有意义的展陈，还有近十年来的失女之痛、破财之苦……尤其是戏剧性的人物对撞、言行拂逆以及命运“二律背反”的构建，强化了作为文学与读者信息沟通、情感交流、心灵融通的功能；作者也把目光投向那些身边的普通人，善于发掘他们身上不同寻常的闪光点，不忘记记录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和行动，人情、人性、人格成为追逐的终极目标。虽然还不能说完全抵达，但这一具有价值向度和实践难度的书写无疑是颇具意义的。

       依我看来，纪实文学的“实”在于忠诚生活的“本来”，“文”则见于呈现文本的面貌。其实，一种文体的高度取决于文本抵达的程度，甚至有时候，生活比虚构更丰富多彩，纪实比小说更发人深思。纪实文学同样需要以个性化的视角和心力回望历史，回味生活，回归本真，直面人生，让文学回到现场，回到本身，探寻和发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真相。这才是“文学的意义”，而非“被意义的文学”。故事不虚构，细节不拘泥。在纪实文学的叙事伦理和限度上，我和闫立秀有着一致的看法。它与小说文本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小说靠“解构--再造”，纪实重“发现--重组”，而结构调控叙事节奏、聚焦叙事意义却是相通的；依靠细节来塑造人物，通过塑造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是二者的共同任务。闫立秀于此耗费了大量的心力，期图用智慧和温情去煦暖叙事文本，灌注人物灵魂，就像宗教界为新塑的菩萨泥胎“装脏”那样虔诚。

       毋庸讳言，文本中引入了大量的背景资料，一般而言，易于造成对气脉不同程度的淤滞，阻隔作者的叙述节奏，降解读者的阅读期待，虽然有利于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加深对事件的理解，对于“与时同行”、“与史同在”的纪实性叙事文本是必然和必须的，但以我个人的观点看，还是越简洁明快越显得高人一筹。

       在“非虚构”大行其道的当下，折在行道旁的纪实文学虽然难免“过气”，但必定难以“绝弃”。人民文学出版社仝保民老师再次力推《如戏人生》，当年的远见卓识让我叹服，如今的文化坚持更令我感佩。

       《如戏人生》即将再版，谨表祝贺，是为序。

                       林家俊

2016年12月18日于合肥长丰县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