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训》成为昌邑姜氏家族家训

　　姜氏家族作为昌邑的世家大族,自康熙十七年(1678年)重修族谱时,便对家规家训非常重视,时任广东巡抚的李士桢亲为家族订立宗训,作为族人的行为约束。

        昌邑姜氏家族一直以忠恕、诚信教育子孙。李士桢制定的《大中丞宗训》在教化族人、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昌邑地区各家族家训的制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在这些诫条的教育下,姜氏子孙洁身自好,处事有爱敬之心,行为得体,举止合乎礼数,受到乡党称赞,享誉乡里。李煦事发之后,其弟姜焯鉴于李煦的经历,作了《群生自造化说》,悬于祠堂,后来亦作为宗训收录于族谱当中,对其家族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胞弟修族谱　李士桢所作《宗训》成姜氏家族家训

　　康熙十七年(1678年),李士桢的胞弟姜士楧与堂弟姜士龙等倡修族谱,李士桢为其增订《宗训》凡二十七条,成为昌邑姜氏家族的家训。

　　在《宗训》中,李士桢开篇即提出,要使一个家族父兄子弟敦谨孝睦,纲常不乱,唯有家训可以做到。因此他在制定家训时首先提出了《尊谱》《避讳》《祭祀》及《祭荐定期》四条,这四条的核心内容即敬畏祖宗。敬畏祖宗是对宗族先人的缅怀以及家族血缘亲情的寄托,姜氏族人把这种寄托表现在了修建宗祠和续修族谱上。

　　昌邑姜氏宗祠自嘉庆年间族人出资在昌邑城南隅十字街修建,先后经历了道光、同治、民国年间的三次重修,形成了分为东西中三部分的“回”字形建筑。而《昌邑姜氏族谱》更是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李煦于苏州织造府一刻后,先后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六修,详细记录了姜氏家族的渊源发展。　

　　家族伦理以孝悌为核心,民间俗语说“百善孝为先”,因此李士桢在订《宗训》时,继敬畏祖宗之后即提出《孝悌》《宜家》《亲睦》三条,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查乾隆《昌邑县志·贞节》中收录姜氏节妇数人,皆以矢志守节、孝敬翁姑而受人称道。其中李士桢女嫁于金台李枝仙后,枝仙病逝,姜氏时年二十岁,便立志守节,担负起了教育幼子、赡养翁婆的责任。姜氏作为李士桢之女,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李士桢的家教及姜氏宗训对姜氏后人在处理家族关系上的影响。

　　“耕读传家”是古代社会的传统,“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门联常常见于乡村老屋。李士桢在制定宗训时对这一点尤其重视,提出了《读书》《力耕》《勤俭》三条,教育族人以读书为本,耕读传家。这一点在李煦事发后,对族人的影响尤其突出。李煦之后,族人深感宦海之险恶,谨遵《宗训》中“凡我子孙,除耕读之外,或务商贾贸易,亦可经营谋生。至于吏役之事断不可为!虽穷死,不可当衙门”之教诲,或在家耕读务农,或致力工商经营。如李煦族侄姜熹、姜煌的后人,皆性耽诗书,教授不倦,无意官场,耕读传家；清末至民国时期,以昌邑姜泊“五大功”姜于孝、姜于顺家族(“五大功”是姜泊姜氏十九世姜濯、汶、浴、治、汾兄弟五人经营的功茂、功裕、功增、功盛、功泰五个商业字号的统称),姜家寨姜振彩家族为代表的民族工商金融集团,其经营范围更是横跨半个中国。

　　为子以孝,待人以诚。诚信忠厚为修身之本,这是模塑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昌邑姜氏家族一直以忠恕、诚信教育子孙,在宗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急公》《忠恕》《诚信》《礼仪》《廉静》《羞恶》《谦让》等条目,告诫子孙诚实、忠厚、孝顺、廉洁是家族成员应具备的品格,待人接物“当务诚朴”,忠君爱国,做忠良之士。

　　家训族规作为一种家族性的礼俗规范,它是基层社会自治的有效方式。家族成员朝夕相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因此,宗训中加入了《酗酒》《赌博》《淫昵》《比匪》《律讼》《骄悍》《怙爱》《市侩》《吏胥》及《女禁》数条,以对家人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赌博、偷窃、游手好闲、从事贱业者,严厉禁止。在这些诫条的教育下,姜氏子孙洁身自好,处事有爱敬之心,行为得体,举止合乎礼数,受到乡党称赞,享誉乡里。

　　李士桢制定的《李大中丞宗训》在教化族人、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昌邑地区各家族家训的制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作为古代社会中宗法的典范,《姜氏宗训》在当下家族伦理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李煦被抄家 姜焯作《群生自造化说》告诫子孙

　　乾隆五年(1740年),八十二岁的姜焯鉴于堂兄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于倦还庐次作了《群生自造化说》,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要求后人以此为戒。这篇文章在以后续修《昌邑姜氏族谱》时被收入《宗训》部分,与《李大中丞宗训》一起,成了昌邑姜氏家族的家训。

　　《群生自造化说》全文如下:

　　按:造者,事之始；化者,事之终。自造化者,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群生尘世,喜乐者安荣,避忌者忧患。然安荣原非高远难求之术,不过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行此庸德。其安其荣,造化本无安排,总是善恶之报,如影如形,皆因此造,自然此化。可怜下愚痴民谬认“道在人为”四字,遂妄自行险侥幸。噫!其涸也,可以立而待也。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因此参透‘自造化’三字精切,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群生当急切参其旨趣,不可须臾离也。岂不胜遗金玉与子孙万万乎?

　　姜焯在文中提出,祸福都是自己行为所导致的,人活在世上,都追求安乐,躲避忧患；但是安荣与忧患都是善恶的报应,因此说“道在人为”。随后,姜焯认为,君子修身养性、平心静气,安分守己,以待天命或合适的机遇；而小人则不知天高地厚,冒险行事,妄图得到非分的收益,因此他提出“妄自行险侥幸”,即放纵人欲者,必然会出现“乐极生悲”,一塌糊涂。他说“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所暗指的即是其堂兄李煦家族的衰败。鉴于前事,姜焯提出了“自造化”三个字作为对家族子孙的告诫。

　　姜焯作为姜氏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群生自造化说》对族人、尤其是整个家族在乾隆以后的发展转向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李煦之后,姜氏族人安分守己,谨遵祖训,或教授生徒,或耕读乡里。仕宦为官者多出自姜士楧一支,即姜焯、姜焞、姜熹、姜煌及其的后人,历宦康、雍、乾三朝,此后出仕为官者甚少,多安守家业,或耕读传家,或从事商业。自姜焯之后,为官者,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不过于追求高官厚禄,顺其自然,皆知进退；而经商者,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最后将生意做遍大半个中国,并南下海外,开拓了东南亚的市场。

　　对于姜焯的《群生自造化说》,有学者根据其创造年代为乾隆五年(1740年),遂与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至十二月废太子之子弘皙等谋反一事联系,结合《红楼梦》中秦可卿原型可能为弘皙女儿,提出姜焯的文章即为《红楼梦》中秦可卿死时对王熙凤嘱托家事的遗嘱。当然,这只是少数红学爱好者提出的一家之言,是否应这样理解,仍需要再做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