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成功有赖于其自身的敏感程度，而不在于其题材是否成功。帝国倾覆、投票权到手，可是对于在圆形房间里写作的人来说，只有指间那枝笔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说，我对自己只能写“小”题材，只能讲述与时代大事件隔着距离的、那些相对边缘的人物的故事而感到莫名的心虚时，福斯特的这段话令我释怀。很久以前，在热火朝天的中文系的写作热潮中，一位已经出版小说的学长向我传授经验，他认为最初写作时不妨模仿某位喜欢的作家，但不要模仿大师，大师的小说几乎没有故事，不如模仿二流作家，他们会写故事，比如毛姆。可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模仿的是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他是法国新小说派。所以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是以第二人称“你”贯穿，大量的心理活动、意识流、自言自语。第二篇小说《那片阳光还在》，受了法国女作家萨冈《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的启发，结构并不新奇，人物却是现代的。往后，我的小说离开最初模仿的新小说派仿佛越来越远，或者说，我丢弃了外在形式的追求。问题是，越是有清晰的故事轮廓，越难变成文字。第一句话怎么开始变得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整篇小说的语感。找不到语感时需要阅读，某一部小说，甚至，某一部小说里的某一句话，给了你火花。就像人跟人，所谓缘分就是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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