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七，出生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但我最早的记忆，却是在南京南郊的江宁县城。
今天，我先说一说，在我记事之前的家庭情况。当然，那都是听父母生前，零零碎碎说起的。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年长我八岁的哥哥，和年长我五岁的姐姐。五十年代，父亲在江苏省级机关报的新华日报社当编辑，虽然工资不高，但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说，那时家里经常吃鲥鱼和老母鸡。我后来才知道，鲥鱼为长江三鲜之首，味道极其鲜美。可惜这辈子，我再也吃不到这种美味了。国人的狂捞滥捕，早就让长江鲥鱼绝迹了。至于那种一煮，就满屋生香的老母鸡，现在也是很难买到了。除了美味，我的哥哥、姐姐那时上幼儿园，报社竟然还有大巴车接送。可见，当时我们的家庭，过的是相当于中产阶级的生活。
不过当编辑的父亲，工作其实很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正月初二，报纸停刊一天。其余的时间，每天午后上班，一直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
到我出生的那年，父亲被提拔当上了经济版的责任编辑，工资连跳两级，涨到了八十三元人民币。因此，在随后的整风反右中，父亲没发什么牢骚，也就躲过了一劫。父亲的八十三元月薪，二十多年没变过。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之后，才开始上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我国百姓，如果人均收入达到二十元，绝对就是小康之家了。一九六五年，当小我八岁的弟弟出生之后，我们已是六口之家，人均收入只有十五元。幸好，父亲经常写写文章，有时会有些稿费收入贴补家用。父亲六十年代中期，曾经发表过一部中篇小说，收获了一百多元稿费。那次，父亲很是潇洒了一回。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灯蕊绒上装，给姐姐买了一双红皮鞋。至于有没有给母亲和哥哥买礼物，我一点都记不清了。不过，买的最贵重东西，是一台上海产的凱歌牌电子管收音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价格好像是七十多元。那年月，中国和外面的世界，还处于一种封闭的隔离状态。只有通过收音机的短波，才能听到一些别样的声音。这也算是，这笔额外的收入，父亲给自己的一个犒劳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