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讲了佛教传入中国进入早期传播阶段，后佛教在东晋时期走向兴盛，原因大致如下：第一是玄佛合流，第二是佛经的翻译最为完整、准确和流畅，第三是西行求法，第四是本土高僧的杰出贡献。形成了南北盛况，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从外来文化逐渐变成了主流文化。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
东晋以后，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玄学思潮渐渐衰微，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的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佛教的快速发展，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
佛教对皇权的妥协，我们知道，原来佛教开始在印度的地位非常高。印度从未产生集权皇权，宗教足可独立于王权之外。即使如孔雀王朝这样的强大王朝，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仍独树一帜，反而将王者纳入佛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成为佛教护法王就是一例。
但古代中国情况不一样，皇权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不可撼动。自秦以来，皇权便成至尊，天地万物都要臣服于皇权，宗教也不例外。当时的高僧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就是他们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
佛教对儒家的妥协，在传统的孝的观念上，中国儒家信奉者根据真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改编成《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表达佛教也重视孝道。还有真经中有很多对女性的描述，后世的译经也给予省略。
帝王的提倡对佛教的发展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武帝昭告天下，改邪归正，舍道入佛，提倡家人及臣工信仰佛教，自己解读经书甚至走上讲台讲经，舍身同泰寺。
寺院经济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快速增长，如南朝宋有寺院1913所，僧人36000人，到了南朝梁，寺院有2846所，僧人达82700。如宋文帝北伐时，国库空虚，他于是找寺院借钱。所以后来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寺院的繁荣。到了北朝，寺院更是达到了三万余所。
由于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于是很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佛教展开批判。一方面是精信佛教者，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护佛，一方面是反对派对佛典进行批判论辩。如南朝梁范缜写的《神灭论》，提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无神论观点，对佛教大力挞伐。《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
还有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发动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样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因此，三教之争，趋于缓和松弛。从而影响了佛经翻译，由经典转向论典，以真谛为代表。
真谛，印度优禅尼国人，在梁武帝时，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他辗转到富春，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迁移，虽在兵荒马乱年代，但始终坚持译经，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
这一时期，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十分流行。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后佛教又加入密宗、禅宗等本土新教派，已逐渐中国化，开始显现主流本色。
进入隋唐，佛教又一次到了繁荣期，此时三教并立与融合，佛经翻译进入真正成熟的时代，典型代表是玄奘。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正是他在大唐那样的背景下，将佛典译经又推向高峰。
佛教的兴盛也带来学派的林立，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百家齐放，尤其是禅宗，从照着说到接着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飞跃。不仅融合了新思想、新观念，同时在佛典基础上创新、升华，将佛教更加融入人心。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已经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在隋唐，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有了发展，佛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化了。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的顶峰，佛学水平超过了印度，并使中国取代了印度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
中国历史纷繁复杂，天下继续上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戏码，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佛教进入融入期。佛教地位变得更高，各家门派也偕同历史进行融合调和。像禅净合流，调和儒道，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但佛经翻译在宋已进入尾声。
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到了南宋末，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
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包括汉传佛教与喇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据有宗教的特权。全国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极大地挫伤，连佛教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针对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而且太祖早年出身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
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
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明朝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们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佛教人才衰落。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仍以禅宗为最盛，净土次之，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又次之。几代沉浮，到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慢慢衰落。
本章讲述了佛教从外来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主流文化，内容繁多，以上只是梗概。下一章讲述中国佛教的权威禅宗，让我们了解一下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由来。请看下一章《佛教文化之中国禅宗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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