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写了最喜欢的词人辛弃疾，今天写一名杂家，诗书文章俱佳的刘禹锡。
为什么喜欢他呢？大概是因为一直喜欢他的《陋室铭》吧。
刘禹锡，字梦得，世称“诗豪”。白居易写说过，“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
他出生于公元772年，家境不错，出身世家，自称祖先是中山靖王刘胜。其父、祖均为小官僚，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
公元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长安，在士林中已获得很高声誉。21岁那年，刘禹锡考中了进士，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三年内连登三科，此时的刘禹锡英姿焕发。贞元十六年（800年），任淮南节度使兼徐泗濠节度杜佑的掌书记，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受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的才华志向素受王叔文器重，遂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期间与柳宗元建立了更深厚的友谊，并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少年得志，结果33岁栽了一个大跟头。一般的人看来，要么是愤世嫉俗从此不近庙堂，要么是开窍后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可刘禹锡都不选，他有他的傲气。（当然也正是他这引人争议的傲气，后来竟导致一帮基友第二次被贬，这是后话。）刘禹锡收拾行囊启程朗州，在大家秋日被外放心情都十分低落时，他却作诗一首传遍了京城，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第一次被贬，柳宗元在永州，刘禹锡在朗州，大家都相互通书信，相互写诗，激励对方。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大文豪韩愈，还在朝廷做官，翻身也还是有一定希望。可这一等，竟是十年。
柳宗元曾写了《永州八记》，还写了《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刘禹锡则写了《浪淘沙词九首》之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元和十年正月（公元815年），朝廷诏八司马进京。二月，被贬十年的他们回到了久别的长安，一扫之前的心灰意冷，个个心情激动。这年三月，刘禹锡邀请柳宗元等人去京城里的玄都观看花。触景生情，刘禹锡诗兴大发，作了一首诗：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他诗兴大发，并隐含讥讽，却不想因诗惹祸捅了一次马蜂窝。诗的后两句类似开玩笑的话，讥讽那些靠排挤自己得到提拔的朝臣。明眼人也看得出来，标题的“看花诸君子”及诗中的“桃千树”，均是指朝中权贵。此诗的大意是讽刺朝廷新贵尽为“刘郎去后”之辈。刘禹锡的心中或许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被贬，哪还有你们这些小人得志的机会？本想替众好友挣回些面子，没想到在京城引起了一场风波，激怒了一帮旧派朝臣。
八司马回长安屁股还没坐热，随即又被贬放到“五谷不毛处”。韩泰为漳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刺史，陈谏为封州刺史。而引爆导火索的刘禹锡更是被放置最远的播州，即今天的贵州遵义，当时异常荒凉，是个人口不足五百户的小州。
刘禹锡当时还有八十多岁老母，同去必就死地，分离也是死别。面对此情此景，他的好朋友柳宗元，不顾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差的身体，几次上书，要与刘禹锡交换地方，他说:“播非人所居，而梦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之理”。好在皇帝最终接受了意见，也没让柳宗元换，就把刘禹锡的地方换在了连州（今广东）。
什么是好朋友，什么是真知己？在遭受厄难之际，不先想着保护自己，而是替朋友考虑的人，堪称真知己。何况，自己遭的这次罪主要还是朋友惹上的祸。从他们两个身上，我们是否悟到了一些关于情谊的理解？
这一年的三月，别人是草长莺飞，他们却是又得悲伤走上外放的路。他们相约结伴而行，至湘江，该分别时心里却什么也不肯分别。刘禹锡既为自己连累了好友而懊恼，又为得到好友的帮助使自己不至于被贬到穷山恶水而感激。终于，满腹的离情化为了诗句：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柳宗元）
一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干行便濯缨。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赠别》（刘禹锡）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渐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可惜，柳宗元在柳州仅仅三年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为人为官，如他《小石潭记》般“水尤清冽”，而他的命运却是如《江雪》般：寂寥无人，凄清寒骨。他发妻很早就离世，留下了两男两女，两个儿子一个叫柳周六，四岁，一个叫柳周七，还在小妾的肚子里。可他应该也是庆幸的，有刘禹锡这样的好友，值得托孤的好友。
刘禹锡当时母亲刚去世，他扶着母亲的灵柩回洛阳，途径衡阳，在在旅店里突然遇见了柳州的来使，听到了柳宗元去世的消息，也收到了柳宗元托孤的遗书。刘禹锡在旅社里，疯了一般的哭。自己写了《祭柳员外文》，边写边哭。
刘禹锡第二次被贬的路也是波折的，权贵们大概是惦记上了他。继连州刺史后，很快又换成是夔州、和州刺史。在和州时，当地官员因有朝中靠山，也不断打击不断遭贬的他。
到和州时，按当时的标准刘禹锡应该住衙门的标间，可他被分到县城南门，面江而居。这里远离市区、一片荒芜。但刘禹锡不仅没有抱怨，反而很高兴，有江可望、有帆可看，乐也！他在房门上写了一幅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当地知县知道后恼羞成怒，这不明摆着在调侃我嘛？于是不久又让刘禹锡从城南搬到城北，房间面积小了一半。刘禹锡依然没有跟他生气，他看着住所旁的河流以及一排排杨柳树，这不也是很有一番景趣嘛。于是，他又写下一幅对联贴在门口：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知县看到刘禹锡依旧这般悠然自得，这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气急之下，又让他搬到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房屋。这下我看你怎么说？但刘禹锡一点也不受简陋环境的影响，他每天坚持读书学习。虽居住在陋室，但却获得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于是，千古名文《陋室铭》应运而生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我自有我的追求，有我的胸襟和精神，岂是区区陋室所能困扰我的。或者说，你剥夺的只是我的身外之物，永远无法影响我的内心。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两位大诗人在扬州之地喜相逢，并一起喝酒交流。白居易在酒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最后四句有提醒好友之意：按你的才能，却这么多遭遇的，满朝找不出几个了。有些时候，该低头就低下头吧。刘禹锡便写了回诗赠他。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多么豪气的回答，就算打击再多又如何？即使大半生都辗转在穷山恶水之间，也仍旧初心不改。有没有《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将近酒的感觉？
公元828年，在当时宰相裴度大力推荐下，刘禹锡又在长安任主客郎中。此时又恰逢长安花开，刘禹锡再次来到玄都观。只是这一次，玄都观已物是人非。桃花已荡然无存，种桃的道士也不知去向，庭院里一片荒芜，好友柳宗元也已经不在了。
上次他在这里因看花诗讽刺权贵被贬，一贬就是十四年，直到现在又再被召回长安任职。这次，他还会作诗么？会作出什么样的诗呢？你是怎么期待的？显然，与众不同的刘禹锡，肯定是继续作诗的：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有没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般的味道？这首诗里，有隐喻吗？有讽刺吗？有的人说，没有啊，我感觉他小心谨慎多了，都是平常写景，只是说了自己又回旧地，问一下原来的道士去哪了？
有没有讽刺，历史留给我们自己去猜。我是这样想的：可能当时已经倒台的旧派心里，看到这首诗，会气得一阵吐血。得，上次你因为作诗被我们搞了，十几年后，新派登台，我们退隐一下也就忍了，可你也不能直接数落我们啊，什么屋里全是苔，桃花都没了，道士也不见了，“树倒猴孙散”，这不是说我们这帮老臣都被扫落水了嘛，可恨的是还满京城高唱“你刘郎今又来”，真当我们没办法搞你了么？
这首诗之后，他留在京城的职位又黄了。先后被打发到苏州、汝州、同州等地当刺史。如果让刘郎重生一次，再回玄都观，不知道他还会选择作诗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是刘禹锡，能写出《陋室铭》的刘禹锡。
公元837年，65岁的刘禹锡因患足疾，向朝廷上书辞官，告病养老。他的一生虽然仕途坎坷，但值得欣慰的是其晚景并不凄凉，最终以正三品的虚职退居洛阳养老，与好友白居易，裴度等诗唱往合，名满天下。
刘禹锡的一生以“三起三落”起承转合，虽然没有在政坛上大展拳脚，但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晚年时，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展现了他的乐观豪迈之情。
有人说，如果刘禹锡对世事多一些圆滑忍耐，很大可能凭借自己的才华扶摇直上、封侯拜相。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刘禹锡的性格注定了他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华山歌》中，他曾呐喊：“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大丈夫如果没有超凡脱俗的品质与特立出众的才能，即使占据显贵的地位，也仍然像碌碌凡夫一样平庸，又有什么意思呢？
退居洛阳几年后，他自知大限将至写下绝笔自传《子刘子自传》，其中没有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做任何夸耀，没有为自己坎坷的一生做任何哀鸣，却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写永贞革新的领导人物王叔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在为当初未完的革新事业振臂高呼！为当年蒙冤的二王、柳宗元等好友倾情辩护。永贞革新虽然只有100多天，但刘禹锡却用了一生来坚守。
他却从未向命运和权贵低下高贵的头颅，更不曾对自己的理想有过半点质疑。自传收笔后，刘禹锡于842年在自己倾情歌颂的秋日里带着对理想的缅怀驾鹤西去，终年70岁。刘禹锡最终将他对永贞革新的忠诚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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