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去了诊所，一位秃顶的中年医生将结果递给我。“恭喜，”他说，“链球菌和单核细胞病毒都呈阳性反应，一个月来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同时感染了细菌和病毒的人。”
“两种都是？”我低声说，“我怎么会两种都感染呢？”
“非常非常倒霉，”他说，“我可以给你开点青霉素治疗链球菌，但对于单核细胞病毒，我无能为力，你得等它自己痊愈。不过，一旦我们消灭了链球菌，你应该会感觉好一些。”
医生让护士拿来一些青霉素，“我们应该马上给你开抗生素。”他说。我手里拿着药片，想起那天下午，查尔斯给我服用布洛芬的情景。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多次告诉我，抗生素毒害身体，会导致不孕不育和婴儿先天缺陷。耶和华的精神不能住在不洁的身体里，凡离弃上帝，依赖人类，这样的身体必然是不洁的。也许最后那部分是爸爸说的。
我吞下了药片，也许是因为太难受，让我感到绝望，但我猜更多是因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理由：好奇。就这样，我来到医疗机构内部，想看看，最终我一直以来害怕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我的双眼会流血吗？我的舌头会掉下来吗？肯定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我需要知道是什么。
我回到公寓，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我觉得坦白会减轻自己的罪恶感，我告诉她，我去看了医生，“我感染了链球菌和单核细胞病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说，“我正在服用青霉素。”
她开始说话，语速很快，但我没听到多少，我太累了，她快说完时，我说了一句我爱你，便挂断了电话。
两天后，从爱达荷州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六瓶酊剂，两瓶精油和一袋白色粘土，我认出了配方：精油和酊剂用来增强肝脏和肾脏功能，粘土用来泡脚排毒。母亲留了一个便条：这些药草会帮你把体内的抗生素排出，请长期坚持服药，爱你。
我仰靠在枕头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但入睡前，我笑出声来，她没有寄来任何对抗链球菌或单核细胞病毒的药物，只有对付青霉素的。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我醒了过来，是奥黛丽打来的。
“出事了”，她说。
她的话让我想起另一个时刻，想起上次接电话的情景，听到的不是问候，也是这句。我想起了那天，想起了母亲接下来说的话，我希望奥黛丽说的不是一样的内容。
“是爸爸。”她说，“如果你现在快点，马上出发的话，你还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小时候，我曾多次听人讲过一个故事，那时我尚且年幼，不记得是谁先给我讲的故事，与山下爷爷右太阳穴上的凹痕有关。
当爷爷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时，他曾骑着牛仔放牧专用的白色母马，在山上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那匹马很高大，上了年纪，性情日渐温顺，听母亲说，那匹母马稳如磐石，爷爷其他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如果他愿意，他会放下打结的缰绳，从靴子里挑出毛刺或者摘掉红帽子，用衬衫袖子擦脸。母马会站着一动不动，尽管她如此平静，却很害怕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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