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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几位朋友在古树茶室小聚,许久不见,一位朋友刚添了二孩,一位闺蜜又换了豪宅,还有伙伴买到了心仪的玉石块,都是可喜可贺的好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分享快乐的当儿,我在一旁闲适地斟茶、看书。大家急急盘问我最近有什么好事共享?他们热议的金融项目要不要参加进来?我跟他们说,我最近的时间都在看书、写作,没做什么大项目。
朋友们好生奇怪,以前我总是活跃进取的策划人,现在这般安静是为何?刚巧我在翻看着书桌上钱文忠的《漫谈人生》,里面吸引我目光的文章“有一种幸福,叫做文化快乐”,正正合了我的答案。
我们的幸福快乐标准绝对不止一种,幸福不等同于或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文章摘录如下:
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钱文忠
幸福有很多种,幸福是多元的,但我认为,有一种幸福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的。
由于我的经历比较独特,跟好多老人家都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我有时候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
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出生于1911年,清朝灭亡那一年。他从小经历战乱,即便在留德期间,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却仍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天天要躲着炸弹。另一位是跟季先生几乎同龄的我的一个家族长辈——钱学森先生,他20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他却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去接受战争的洗礼。
他们两人都历经苦难,甚至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
那段疯狂的岁月里,季先生不是被红卫兵拉去批斗,就是被安排在学生宿舍门口打铃。那时都是传呼电话,电话来了要说“几零几室、某某同学有客”,都这样叫的。季先生有一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件事。后来季先生告诉我,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很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边喊电话的时候,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跟季先生一样,钱学森的幸福也充满文化的快乐。他同样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
在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先生把父亲所有的东西,包括父母的婚书都捐了出来)参观时,我发现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我问钱永刚这椅子是谁的,他说是母亲蒋英的。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而蒋英就会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蒋英让钱永刚去陪陪他爸爸,陪伴时不一定要说话,坐在那里就可以。
钱永刚先生对我说,那次他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
当一种生活真的有了幸福感以后,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受。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安宁和安全、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一致。幸福绝对不止一种,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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