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史上最严”这四个字也许是出现最频繁的表述。从北京房价调控到上海新交规，再到环保部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很多媒体报道和评论中都冠以“史上最严”四个字。其实这些共同绘就一个字——管。
社会各因素的有序运行是人们生活环境保持和谐稳定和个人追求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管理一定是不能缺位的。
管，就意味着要戴紧箍咒了，念得紧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念得松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咒怎么念就成为一门学问。
一、法治与底线思维的科学性
罚是严的一个重要表现，重罚又是严管的表现，于是，法治的面貌浮出水面。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底线思维，直到读到《商君书》中《开塞》一篇时才有所理解。
原文中提到：“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意思是：“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原文说：“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
意思是：“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
当然其中也存在有失偏颇的内容，但其中可见底线思维和法治的意义所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需要人人平等的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只有付出遵守，才能获得保障。戴紧箍咒固然难受，但这难受是为了能更好受。
二、德治与治理主体的角色转换
4月7日，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江苏张家港市召开。着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着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着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着力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法治的实施主体是政府管理部门，那么德治的实践主体应该是谁呢？是政府？还是民众？我想应该是由政府立足全盘发展作系统的科学设计和组织引导的服务工作，是带动全民参与的双向互联互动。
德治不能一人在舞台上独跳表演展示，要站在广场人群里，民众看到了，不会跳的跟着学着跳，一个感染一个，一个跟一个学，这样带动起所有人齐跳，氛围就这样形成了。凡事不会毕其功于一役，接下来就要坚持天天放音乐天天跳，这样习惯就形成了，文明风尚则树立起来。
让管理活动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管理活动的主动发出者，其产生的作用和效益虽然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但可能是超乎想象的。晋商精神创造的晋商辉煌和革命精神取得革命胜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三、为什么恶行比善举更“酸爽”
“扶老人被讹”、“游客景区遭殴打”、“刺死辱母者”、“父亲狂搧幼女”等新闻一时引起人们热议。
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道德典型和善行义举在民众舆论里略显苍白，而社会的负面新闻却能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并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我想可能人们接触社会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所产生的精神刺激感是不同的。正能量信息固然也会给人以感情触动，但对个体来说，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当看到社会负面新闻时更容易产生移情心理，同时针对该事件对自己所处环境产生安全忧虑，于是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和倾泄到对该事件中的关注和评论中去。
再者，我们总是在接受正面教育，似乎符合法律道德人伦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打破这些规矩的事件却更具有精神冲击力。
另外，也许并不是坏人多了，而只是随着科技和媒体的发展，负面信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几率提升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强调社会不良行为风气的恐怖性，也没有必要遮掩社会中的阴暗面去徒增猜想恐惧扩大化，理性地把负面分析给人们看，心定了，理顺了，是非明了了，好坏才能分辨清楚，文明才能生根发芽。
管理既得有严父也得有慈母，德治与法制如车之两轮，一面划底线制止，一面教育引导参与，不是谁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哪一个都不能缺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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