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做一个诗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仅要倾尽心力从事于写作的艺术，把自己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还要时时面对来自读者和社会上的要求。纵使他执意于成为一个纯诗的修炼者，现实世界也会不时地闯入到他的语言世界中来，并带来它的全部威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诗人西川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札记》(1)，大意是从前他写偶然的诗歌，写雪的气味，“而生活说：不！”现在他要写出事物的必然，写手变黑的原因，“而诗歌说：不！”
一个中国诗人，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处在这两种最执拗的声音之中。这已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写作困境。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似乎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两难”和矛盾之中。我们被自己所经历的全部历史所造就，既受恩惠，但也过于沉重。我们一再陷入同时代的复杂纠葛之中。我们仍被这样或那样的观念或“情结”所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中超越，会不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呢？未来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一代人的所谓“奋斗”呢？写到这里，我甚至回到了多年前当我在冬夜里写作《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时的那种心境：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看来，多年前的困惑、压力和渴望又在新一轮的语境中出现了。再一次，我们被迫在个人与历史、自由与责任之间辨认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隐晦的命运。再一次，我们必须回答在我们耳边或从我们内心里响起的各种声音。
2、 现在，我们来看希尼的《1969年夏天》。这首诗写于1969年夏天诗人在西班牙度假期间。就在这期间，传来了在北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暴烈的天主教徒反叛骚乱的事件以及随后遭到英方无情镇压的消息。这场令人震惊的暴力冲突，把诗人一下子置于一个揪心的历史时刻。因而，诗一开始就写到诗人自己强烈的焦虑、关注和无奈，在电视屏幕上的开火声中，他只是“在马德里暴毒的太阳下受苦”：
每天下午，在蒸锅般酷热的
寓所里，当我冒着大汗翻阅
《乔伊斯传》，鱼市的腥气
升起，如亚麻坑的恶臭。
而在夜间的阳台上，当酒色微红，
可以感到孩子们缩在他们黑暗的角落里，
披黑巾的老妇侧身于打开的窗户，
空气在西班牙语里，像在峡谷中迂回涌动。
我们谈论着回家，而在星垂平野的
尽头，民防队的漆皮制服闪烁
如亚麻弄污的水中的鱼腹。“回去”，一个声音说，“试试去接触人民”。
另一个从山中招来洛尔加的魂灵。(2)
我们一直坐着看电视上的死亡数目
和斗牛报道，明星们出现
来自那真实的事件仍在发生的地方。我退回到普拉多美术馆的阴凉里。
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枪杀》
占据了一面墙——这些扬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痉挛，这些戴头盔
背背包的军队，这种
连续扫射的命中率。而在隔壁的展厅
他的噩梦，移接到宫墙上——
黑暗的旋流，聚合、崩散；农神
以他自己的孩子的血来装饰，
巨大的混乱把他怪兽的臀部
转向世界。还有，那决斗
两个狂怒者为了名誉各自用棒
把对方往死里打，陷入泥沼，下沉。他用拳头和肘部来画，挥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风，一如历史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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