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科尔姆·托宾在提到1970年代的爱尔兰时曾经假设过，“试想，如果爱尔兰历史纯属虚构的话，我们该是多么地自由而快乐！”
这个听着痴人说梦一样的想法，引申到文学中常见的“弑父”话题，其实异曲同工。那就是，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在托宾自己的小说、散文、甚至评论中，家庭和亲人的概念一直是负担。《家中的神父》、《母与子》以及《杀死你母亲的新方法》和《杀死你父亲的新方法》，渴望重生，渴望从愚蠢、专制的父母形象中逃脱出来，满是这样的主题。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在不同作品中，不断地倡导着对过去的尊重，因为我们是被过去所塑造的。传承，就像我们的父母那样，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无尽的尴尬和烦扰，但哪怕是怀疑性的，我们也应起码给予它一些关注。因而，即便一个孤儿，他在自己的人生叙事中，他也不是孤立的，谁也无法无中生有造出一个自己来。他近年的小说《诺拉·韦伯斯特》中那个坏脾气而不善言辞的少年多纳尔，一直被他死去父亲的阴影笼罩；《煊赫之家》中的奥雷斯特形单影只，但他从不缺少亲戚的拖累；早期那篇美丽的《灿烂的石楠花》中，出生于30年代初，生下来就没有母亲的男孩埃蒙，到了退休的年纪，却一直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属于上一代人的历史里。
所有的这些故事，以及他今年刚出版的的新文集《疯的、坏的和危险的：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们》(Mad, Bad, Dangerous to Know: The Fathers of Wilde, Yeats and Joyce）中，让托宾入迷的，都是那些看似缺席，却从未真正离开的父亲，以及他们在儿子们生活中的角色。他引用奥布莱恩的说法：
我们每个人在时间轴上，都存在阴阳相交的某些时刻，可以拉回至我们出生之前的一到两代人。我们的长辈把他们的记忆，讲述进我们的记忆，直到我们获得某种持续性，这一持续性超越并穿过我们本身独立的个体。
在《疯的、坏的和危险的：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们》中，托宾就是这样描述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把自己的记忆，讲述进了他们的儿子的记忆，并以此滋养出了伟大的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
在画家约翰·巴特勒·叶芝一章，他以如下一段美丽的描绘开篇：
在巨大而动荡的档案馆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的灵魂将得以保存。在那儿，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用来记录我们的凝视，那里所堆叠的，为后代保存着那样一些时刻：当某一个凝视或注目，因为好奇、渴望、怀疑或者恐惧，而增强，而定格。也许，那才是我们对彼此印象最深的一刻——那一刻，我们被固定在了别人的凝视中。
有一位评论家这么记得老叶芝，说他具有“流动而有黏性”的注视：“他投向别人脸上的每一瞥，似乎都赋予他某种震撼，而就在这一系列的震撼中，他前进。”老叶芝自己讲述其画作时说，靠的是“第一股热浪的冲击”。这很明显，体现在了儿子威廉·叶芝的《亚当的诅咒》中，“如果不像是信手拈来， 我们的反复推敲都算失败。”
最后一章，关于乔伊斯父子，暗示詹姆斯为父亲所描绘的系列肖像，从《神的恩典》和《往生者》到形形色色类似于《英雄史提芬》中的西蒙·迪达勒斯，加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及《尤利西斯》，应当加在一起，被看作是一幅合成的印象派作品，是不同光线下被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约翰·乔伊斯。“他的人物不是通过表明，而是通过暗示，不是通过断言，而是通过影像片段来创造的。”
《疯的、坏的和危险的：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们》也可以说是将十九世纪的都柏林喻为某种意义上的父亲。
出生于1815年的威廉·王尔德，出生于1839年的约翰·叶芝，以及出生于1849年约翰·乔伊斯，都在后饥荒的城市中走向成熟。其时，经济凋败和政治不稳定给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提供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但这个机遇的受益者并不包括老叶芝，他放弃了律师职业，一头扎进不挣钱的绘画当中，成为妻子漫长的噩梦；也不包括老乔伊斯，他接二连三低由于酗酒和不负责任丢掉了一连串令人艳羡的工作；唯独被老王尔德赶上了，他成为城里最有威望的眼科大夫。
不过这些在托宾眼里并不是最重要，都柏林真正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孤立……这像是天赐的礼物。”
对将这个父系三人组关联起来，又分隔开来的社交网的追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中窥见维多利亚时期，这些杰出爱尔兰人对于文化、政治以及性，对于他们自己和所处阶级，以及他们与英格兰的关系等等方面的焦虑而又模糊的意识。“它依旧是一个个性洋溢的年代，有作家和艺术家从他们自身所处的混乱中，创造出一个寓意里的世界，将自己安放进去。”
谈及都柏林的社会等级，更多地源自“语词与机智”，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在《深渊书简》中对他自己的描述，“语言的勋爵”。他有过一段比较，昆斯贝理侯爵父子所享有的虚假优越与王尔德父母来自智识层面的高贵，最早出现在《雷丁监狱之歌》中他写给波西的信中。这成为后人对王尔德一家想象和向往的基础，令人信服。威廉爵士和王尔德夫人兴趣广博，栖息在一个他们自己缔造出的世界，一个“读书和写作”的地方。
托宾的文章跟随威廉爵士，自1837年到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旅途开始，及至他对青年爱尔兰运动的介入，和他在米斯郡及阿伦群岛的民俗收集，以至他1851年，1861年，1871年三次作为人口普查官所承担的巨大工作量，他作为统计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调查爱尔兰的人口死因，最终写到他出现在被告席上，因拒绝在一桩诽谤案上达成和解，1864年威廉·王尔德成为一桩公共性丑闻的主角，女方是他的一位医药界同僚的女儿玛丽·特拉弗斯。
托宾强调了王尔德对传统的绝对藐视，无论是在与性相关的问题，还是政治上，甚至卫生问题（一家人都出名的邋遢）：“在都柏林居民中沒有其他贵族的情況下，王尔德一家就代表了某种他们用书籍、大脑、思想的独立以及高调的怪癖所缔造出的显赫和华丽。”由此看来，奥斯卡·王尔德的独一无二，他的乖怪精灵，甚至他对于将性史放上法庭公开接受审判也漫不经心的态度，无不源自其父母。
都柏林冲破传统的自由，允许这些父亲教导他们的儿子重塑自我；而反过来，儿子们又成为父亲未竟之创作的完成者。说到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三位父亲在自我重塑上成功了，恰恰相反，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故事，是火焰渐渐熄灭的生命的故事，是知道自己活在阴阳相交这样一个时间段里的人的故事。
书中的文章大多是托宾最初在艾默里学院的讲义稿。他在讲义中引用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一句话：“谁不盼着他父亲死呢？”
威廉·王尔德爵士去世较早，仅仅61岁，当时奥斯卡才21岁。倒是约翰·叶芝和约翰·乔伊斯给儿子们作出了更有用的示范，他们活成了福利养老院房子里的鬼魂，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使节》中的兰伯特·斯特瑟想要告诫的：“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吧，就是别犯跟我同样的错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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