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1939年12月，如果她早生5年，她可能会像大舅那样到大城市读书，成为知识分子；如果她晚生10年，她可能会像二舅三舅那样成为私营企业老板。可惜没有如果，我的母亲，地主家的二小姐，一辈子是个农民。
外公家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不仅有水田几十亩，还有一条机泵船，那是方圆几公里之内唯一的机泵船，既可以抽水灌溉，又可以冲水航行。我的母亲排行老三，老大是哥哥，老二是姐姐。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农村的教育非常落后，虽然有了新式的学堂，但规模很小，学费也高，大多数人家的男孩子都读不起书，更别说是女孩。外公是开明人士，他主张女孩子也应该去读书，母亲九岁时去钟溪学校读书。
母亲十一岁那年，她的娘突然亡故，不久，有钱的外公就娶了一个十九岁姑娘，成了她的后娘。那位后娘是个文盲，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会做女红就够了，让母亲姐妹三个辍学回家，学着缝衣、绣花、扎鞋底，织毛衣。大姨不服气，天天和她吵架， 外公为了息事宁人，考虑到大舅已经在金陵大学读书，就把大姨送到金陵女子中学去读书，让他俩相互照顾。他又说服老婆，让母亲和二姨读完高小。
1953年，母亲高小毕业，那时外公已被评为地主，家产没了，外公外婆每天都要参加集体劳动，外婆生下的弟弟妹妹需要有人照顾，外公要求母亲辍学回家干活。母亲觉得哥哥姐姐可以去南京读书，轮到她就不可以，这不公平，和外公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步行十八里路到了镇上，准备搭便车去南京找哥哥姐姐。身上没钱，请求好心人帮她买车票，没人搭理。站在马路上，想拦辆顺风车，从早到晚没拦到一辆。眼看天要黑了，站了一天的她又饥又渴，准备在候车室过夜，工作人员下班赶她走，她赖在凳子上，伤心得放声大哭。
外公下地干活了，吃午饭时没看到母亲，觉得女儿气性太大，冷落一下也好，外婆要去找她吃饭，被外公阻止了。到了黄昏放工回家，还是不见她的踪影，起初还未在意，听到几个孩子说一天都要没看到姐姐，就有些着急，和外婆俩人分头去村上打听，人们都说没看见；去河边、塘边、草堆边、弄堂里寻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不见她。这下子是真焦急了，外婆埋怨外公，“早就应该不让她念书，如今脾气那么大，都是你平时惯的。”外公本就窝了一肚子火，外婆的抱怨仿佛是炮仗的引信，当时就炸了，一巴掌扇了过去，夫妻俩婚后第一次打了起来。大的喊、小的哭，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大队的农技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接到镇上的电话，小华在镇上汽车站，让家长赶快去接。外公心急火燎地赶到车站，举起右手准备狠狠地教训一下母亲，看到母亲挂着泪痕、万分委屈的双眼，最终只是走过去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拍了拍她的背，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果塞到她手里，然后叹了口气说：“小华，回家吧！”
外公家离我家相距不过两公里左右，从我记事起，外公家就穷了，不过高大的堂屋，粗圆的楼梁，榉木的楼板，依稀看出曾经富过。 外公是地主，父亲为了划清界线，多年不上外公家的门。逢年过节总是母亲带我们去走亲戚。也许是父亲干部的身份，外婆待我们特别热情。初二时我申请入团，社会关系一栏填写了外公地主，政治清白，被学校团书记一顿呛白，“地主还能政治清白？”我吓得也是几年不敢去外公家作客，直到恢复高考那年，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
母亲从小能说会道，在后娘的不公待遇下，学会了察言观色，争强好胜的个性，使她成为种田的能手，插秧、割稻、锄地、开沟等农活干起来不输男人。嫁到白家后不久，就赢得了村里姑娘媳妇们的好感，她们有委屈喜欢找她倾诉，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夫妻吵架等，她总能想出办法化解和调解。由于家务活奶奶操持，她歇工后喜欢纳着鞋底走东家串西家，一边聊着家闲家事，一边把棉线拉得呼呼响，村子里一些大人小孩都穿过她纳过的布鞋底。在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她却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尊重和好评。她被推荐去大队养蚕，成为养蚕能手，这为她后来的发家致富带来了便利。
七十年代的农村普遍比较贫穷，父亲每月只有28元钱的工资，需交给生产队5元作为村积累，母亲一个人的工分，不够全家消费的粮草，年终分配别人家能进钱，我家超支需交钱。母亲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搓草绳、打草包、织芦簾，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晚上点着油灯干到半夜。我那时读小学，放学后去割草喂猪、羊、兔，吃完晚饭搓稻草绳，嫩嫩的小手搓得红红的，磨出血口子，她没有表现出一点心疼，而是在搓绳时唱戏给我们听，至今我喜欢听锡剧越剧黄梅戏，和母亲的唱戏分不开。
自母亲去大队养蚕后，我家的副业就变成了织蚕网，蚕网的使用量比较大，每年都会淘汰旧网，添置新网。这种绳网没有制成品，通常都是各蚕室自制。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在蚕种场培训期间，就和各大队蚕室负责人推销我家的蚕网，她口才好，人缘好，产品又价廉物美，获得了不少订单。为了避免村民羡慕妒忌恨，我们织成的网都藏在楼上，趁村里的大人都下田之后，从西侧门搬到系在大杨树下的小船上，母亲独自摇着船运出去。
改革开放以后，母亲在家搞家庭小作坊，制造弹力裤，生意一度很好，成为村子里先富起来的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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