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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直子一家迁来此地，完全是她父亲的主意，一来她父亲和死去的画家是好友，二来当然也是因为他中意这个地方。

他在他那个领域大约是个小有名气的法国文学专家。不料直子上小学时他突然辞去大学里的工作，开始兴之所致的翻译莫名其妙的古书，过起无拘无束的日子来。所译之书俱是堕落天使、破戒僧、驱恶魔、吸血鬼方面的。详情不得而知，只在杂志上看过一次他的照片。据直子讲，他年轻时候人生打发得还是满有滋味的。那气氛从照片风貌中多少窥得出：头戴鸭舌帽，架一副黑边眼镜，紧紧盯视照相机镜头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发现了什么。

直子一家迁来的当时，此地还聚集着此类神神经经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时期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亚流放地。

关于流放地，读托洛茨基传记时多少谈到一些。不知何故，里边的蟑螂和驯鹿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也罢，就谈谈驯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驯鹿拉的雪橇，逃离流放地。冰封雪冻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头驯鹿奔跑不止。它们呼出的气变成白团，蹄刨起处女雪。两天后跑到汽车站时，驯鹿们累倒了，再未爬起。托落获基抱起驯鹿，流泪满面地对天发誓：我一定给这个国家带来正义带来理想带来革命！红场上现在仍矗立着四头驯鹿的铜像。一头向东，一头向北，一头向西，一头向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毁掉驯鹿们。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红场看一眼就知道了。应该能看见脸颊红扑扑的中学生吐着白气用拖布清扫驯鹿的赏心说目的场景。

回头说一下文人部落。

他们避开距车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选山半腰建起风格各异的房舍。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异乎寻常，杂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样留在院子里。有的人家庭院内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里游动着原生鲇鱼。

每天早晨他们给斑鸠的鸣声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榉树籽巡视院落，不时停下仰视树叶间泻落的阳光。

星移斗转，由城中心急速扩展开来的住宅现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这里。时值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从山上俯视，俨然无边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机推得人仰马翻，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渐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里的中坚职员，早上5点刚过就飞身爬起，三两把洗罢脸，挤上电车，夜里很晚才死一样返回。

所以，他们能慢慢观望街道和自家住宅的时间仅限于周日下午。而且他们竟像有约在先似的家家养狗。狗们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过去狗都没有——宜子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等了一个多小时，狗仍未出现。我点燃十多支香烟，又抬脚踩死。我走到月台中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了如利刀割手一般凉的很好喝的水。狗还是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