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缘为知乎问题活着不开心怎么办？作答引出
沵之生死观——“理性”自杀何以不理性？
人总是要死的，我们都知道。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但现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像被上了发条一样规律地运转着，极少有人能严肃地思考人之生死。如果你此时有闲（正在刷简书的你当然有闲），请试着作以下三段论式思索：
大前提：
- “熵增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符合客观现实的规律、辩证法是有意义的思维方式；若存在一个“你”作为本文的读者，则你是“人”（通常意义上的/辩证唯物的），且你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对熵增定律进行适当的迁移并结合辩证法来考虑人的死生之事。
小前提：
- 在全集Ｓ=｛X|X=人｝中任取一个“人”，观察（这一行为使得集合中相对不确定的对象坍缩为一个相对确定的、具体的“人”）该人，并记录其“生命热力学”（迁移迁移/口胡口胡.jpg）特征。在量次足够大的观察后，依据辩证法，你将各个具体坍缩的状态初步分为两类，又根据熵增定律，你对人之生死作出如下定义：
在｛X|X=人，Ｘ被标记为“生”｝=A中任取一人，则该人总是客观现实的存在，他的物质化的“身体”构成一种耗散结构，作为这种结构的他，可以消耗能量输出负熵流，使得自我/外界实现局部有序化；
另D=｛X|X=人，Ｘ被标记为“死”｝，且S、A、D之间满足D∩A= 空集、DUA=全集Ｓ，则可以称：“人之死生对立，彼此互为否定”。- 使用自然语言，将“生”的类本质抽象出来，则可以称之为“存在秩序及秩序扩大发展的可能性”；将“死”的本质抽象出来，可称之为“不存在”。
- 生与死，互为否定；（“秩序”与“自由”，互为否定）；存在与不存在，互为否定。（生，是包含于此岸的存在；不存在的彼岸，即是“死”）
结论：
- “生是对死的否定”，从生命热力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存在于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是对由熵增定律所决定的总体无序化趋势的部分否定”；“死是对生的否定”，可以理解为“我们所处的事件视界可被视作本宇宙最大的、总体的孤立系统，熵增定律在这个孤立系统中起着主宰性的作用，因而本宇宙的终极状态是‘死’”。
- 从客观角度来“观察”本宇宙，“死”是主要方面，“生”是次要方面。
- 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本宇宙，“对死的否定”是主要方面，“对生的否定”是次要方面。
以上推论中，我们所直接定义的“生”与“死”均是为描述某种静止状态而重新发明的概念。静止态的生与死，是作为对立的概念而存在的。但是，作为一种运动趋势，或者作为一种运动过程的“生”与“死”却并非对立。比如第三点结论中提到的“对Ｘ的否定”。对死的否定表现为趋势或过程，我们通常也以“生”称之，但这个“生”的运动却不与“死”的运动相对立，而是相统一的——例如人的“生老病死”，主要就是由体细胞的增殖分化以及细胞凋亡或癌变/坏死所控制的。用辩证法结合高中所学的生物知识，我们不难对人类生命发展的具体过程作出如下分析：
每一个具体过程，都可被视作一对生与死的矛盾；
- 有些矛盾中“生”运动/“生”状态是主要方面，比如细胞增殖，细胞癌变；
- 有些矛盾中“死”运动/“死”状态是主要方面，比如细胞凋亡/坏死；
更进一步地，依之前的三段论式思考，我们可以用“秩序”/“趋向秩序”与“自由”/“趋向自由”的描述来代替“生”与“死”的符号。
然后，关键词“秩序”，可以成为沟通生命热力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
生命热力学中的‘秩序’，是可以进行相对定量描述的秩序——秩序可以输出负熵流（输出的前提是有物质和能量的输入，比如叶绿体上能进行光合作用是因为有碳源和光能），对于确定的观察者而言，系统的信息熵与系统的玻尔兹曼熵（两者计算公式的形式类似，但常数及变量的量纲/含义不同；从哲学上讲，后者决定了前者的上限）成正比，信息熵（其量纲可与信息统一为比特）的减少等价于等量信息产生，因此，对于确定的观察者而言，可按某种算法将秩序内的纯输入与纯输出统一调整为信息量（仅有抽象的理论意义，对于现实中的系统而言，这些值是难以具体计算的），由此得到的“信息效率”比值便可以成为比较不同秩序优劣的一个客观标准（仅对同一观察者而言是客观的）。
而现实中的社会秩序是不可以上述方式定量描述的，因为现实社会秩序的观察者不是唯一确定的。即便把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按某些标准划分成内部高度相似的群体后，不同群体观察者之间的差异仍然使得他们不能被弥合为一个统一的、确定的观察者——那么，由于不同观察者的观察维度存在差异（需求有差别；理性程度有差别；理性维度有差别等），即便是同时对同一系统进行观察，他们所观察到信息熵也不可能是相同的。
但仍然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某些定性描述与分析，这种描述与分析师基于观察者们之间的一般共性而进行的。须知，社会秩序的观察者并不只是一个概念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每一个适格的观察者都对应于一定的现实秩序，因而观察者必须首先维持自身秩序的稳定才能持续对社会共同秩序进行观察干涉，否则他便不再是适格的——简而言之，观察者都是人（活的身体），“人不吃饭就会死”。
因此，可存在的社会秩序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是，能够向秩序内的多数观察者输出“当前状况下关于获取食物的确定性信息”——该信息至少要包括基本共识（这是彼此信任的前提），可被理解的处境分析、可被操作的具体方法、可被相信的期望收益分析等。
但显然，人的基本需求不止是获取食物，尤其是对现代人而言。为了定性地描述人的各种需求，我们可以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从基础到高级划分为五个层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每种需要的实现都可被视为“物质-能量-信息”的综合作用过程，这里，我们单考察“信息”。之前提到信息熵的概念，通俗地讲，某条消息（这里用“消息”来称呼具体的、可能有意义的信息，区别于抽象的“信息”）的信息熵描述了该消息的不确定性——对于确定的观察者而言，当信息熵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于是同等意义的消息可以用更少的信息量去描述（栗子我就不举了，不理解的可以看这位答主的回答熵与信息熵）。
不确定性是消息/信息的内在属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最先引入信息熵来定量描述这一内在属性；本文不研究信息论，只需对信息的内在属性进行定性描述。当我们对不同消息的内在属性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称不确定性越低的信息越偏向“秩序”，不确定性越高的信息越偏向“自由”。
一方面，对于具体的消息，观察者总是与其对立存在，观察者首要关注的是消息的外在属性（内容），观察者需要利用其外在属性对自我秩序进行维持发展。另一方面，信息因其内在属性而与观察者（秩序）统一存在——与“观察者”这个概念共生的秩序是分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秩序可与不同熵的信息相统一，以现实物质层为基底，离此越近的信息越越偏向“秩序”，离此越远的信息越偏向“自由”。把刚刚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一般地，人的不同层级的需要对应需求的信息之内在属性满足如下规律，越低层级的需要对应需求更具确定性的信息，越高层级的需要对应需求更具不确定性的信息。
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可将上述规律作进一步推广：人的不同层级的需要对应需求的“输入”之内在属性满足如下规律，层级越低越需求“秩序”，层级越高越需求“自由”——也即，随着人的不断发展，需求层级不断提高，人的抽象总需求中对自由的需求比例逐渐提高。（对秩序的比例需求降低不意味着对秩序的绝对需求也降低，因为随着需求层级的提高，抽象总需求的膨胀是极快的）。
是故，我们说，“人有追求秩序的本能，也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有没有联想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生本能与死本能？）。
秩序与自由，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的发展在客观上推动着系统（这里指从自然人到社会）的不断发展（包括内部秩序的扩张、改良、升级等）。随着系统由小发展到大，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系统内部的秩序（例如观察者总数的增加）与自由（例如观察者总自由观察历程的增加）也得到发展（依本观察者之见，发展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两个例如”）。
可以预言，当系统的发展跨越某个秩序临界点之后，系统将进入一种既有极大极丰富之秩序又有极大自由度的全新发展阶段，届时每个观察者都能在极优秩序的约束下拥有极高自由。（初学辩证法者可能较难理解这种状态；尝试着去否定思维中那些静止、片面、孤立的认识，在理性发展后总会理解的。篇幅所限，笔者就不再举栗说明——这一段儿其实是最后写的，我举栗举得手都酸了。）
最后，让论述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
“事业工作累，人际交往累，还失恋被人抛弃，总觉得生活没有了意义，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的活着，觉得活着不开心怎么办？”
分析问题要抓关键，很明显，一时的“活着不开心”（现象表征）并不是关键，关键是题主“总觉得生活没有了意义”（问题本质）。大家不妨代入情境思考一下：
“……累……累……被抛——被抛入当今的秩序，这秩序让我感受不到意义……”
潜意识：“我似乎不再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观察者、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人而活着，而是被完全同化为当前秩序的一部分——这个丧失自我独立性的过程，于秩序而言是‘同化’(同秩序化)，于观察者而言就是‘异化’(异观察者化)——当我彻底异化，我作为观察者的身份也就消灭了，自然也就不能发现意义。”（“全球同步异化”——永恒和谐/自我的永恒寂灭——科幻电影《Harmony》了解批判一下？）
那么，有没有一种反抗“异化”的方法？有，只要观察者还具有起码的理性，那他就仍保有最基出的办法——自杀。要对抗一种事物，最初级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简单否定，走向它的天然对立面——为对抗秩序，去拥抱自由。
然而理性不充分则不足以适“度”，对自由的追求过了度就容易滑到“绝对自由”这种形而上的概念中无法自拔——“什么是绝对自由？”
联系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信息”，对于某观察者而言，绝对自由的信息就意味着完全的不确定性，也即“绝对自由之信息的信息熵无限大”，也即“绝对自由之信息就是无限的信息量”，若观察者不能彻底理解“无限”，无限的信息就等价于零信息——零信息就是死啊。
遂即，该观察者认为，只要把自我意识消灭，让自己死掉，然后能到达“绝对自由”——观察者自临死界点向外观察：什么都不到，因为什么都看得到；一切都仿佛知道，因为一切都不知道；未来是无限的可能性，因为自己即将拥抱人的唯一必然性——死亡呵！绝对自由呵！
于是，观察者作出了他“理”所能及的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反抗。
这确实是反抗，但毕竟是最消极的反抗——只需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仍然在世的其它观察者，他脑中的理性就变为了别人眼中的荒谬，他严肃而崇高的哲学命题就变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提。像这种“理性”自杀的最大问题在于，自杀者的理性层次相对于其所面对的问题而言太低——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死，殆矣。
这种自杀，实质上也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不去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右）是逃避，总想去解决现阶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极左）也是逃避。
总而言之，不提倡人在其理性还未充分发展时就着急着去实践“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所以，“活着是不开心的”，自杀又是愚蠢的，理性（内部决策条件）和环境（外部决策条件）暂无突变可能——那么，根据有限的已知信息，决策者能作出的最简便的又不太蠢的决策自然就是“等死”了。
固然，人生的任何等待在实质上都是在等待死亡，但我说的“等死”并不是等待这个最后的终结。抽象一下，联系之前我们所分析的，“死是对生的否定”、“生本能对应秩序本能”、“死本能对应自由本能”——所以“等死”就是等待当前秩序（自我的与外部的）的突变，“等死”就是等待自由力量（时刻注意秩序与自由的相对性）对秩序力量的否定。
再让理性稍稍发展一下，决策者便会认识到，他被抛入的当前秩序，这个让他异化让它不爽的秩序正是由许许多多个从本质上和他类似的决策者所共同维系的。继而，他又会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对当前秩序不爽——总有人比他爽，也总有人比他更不爽——人群非整体，秩序亦非整体，人们最有动力去否定那些让自己不爽的秩序——大体而言，让现今所有人都不爽的秩序是不存在或正在“向着不存在而存在”的，能长久存在的秩序必然是让一部人爽的秩序——继而，当今秩序能较稳定存在的原因是，爽到、被爽到或误以为爽到（觉得自己即将爽到、曾爽到过因而试图再爽）之人所形成的秩序联合要强于所有不爽之人的秩序总和——哦，如此说来，“等死”真的是个体的理性最优抉择啊——真的吗？这样真的好吗？
再让理性稍稍发展一下，决策者知道他现在碰上“不爽者困境”了。简化模型，将“爽者联盟”视为外生变量，考虑不爽者内部的单次博弈：N个不爽者须在（反抗，等待）中同时作决策，当选择“反抗”的人数大于N/2,其payoff分别为（100,10），反之其payoff分别为（-10,1）。依据“均衡决策必使得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动力单方面改变决策”的原则，可列方程组求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所有的参与者都以(0.19445,0.80555)的概率偏好对(反抗，等待)进行随机选择，此混合策略的期望收益约为4.6。再引入“背盟惩罚”机制，考虑无限次博弈的情况……
决策者陡然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可能跑偏了维度——事实上，他还没有搞明白“是什么？”、“为什么？”
——是怎样的秩序能让人们爽到？是怎样的秩序才能让更多人满意，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秩序下的人越多，整体发挥出的力量就越大吗？组织的秩序与力量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总是只有一部分人能活得舒爽？爽到的人大概是更能明白他们为什么爽的，但不爽的人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爽吗？我的生活有诸多不爽，哪些不爽该主要归因于内部秩序（可通过自我发展而部分解决）？又有哪些不爽该主要归因于外部秩序（只能通过联合其他的不爽者去斗争改变）？
……
有些问题，哪怕只在脑海激起一丝波澜，后续的涟漪便永不休止“杀不死他的，将会使他更强大；未被否定掉的，反而要将其对立面否定。”决策者迫切地想要对那些曾让他痛苦的秩序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思而不学则殆”。他重新开始观察这世界，他感觉自己不再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了。他观察、思考、改变；他实践。他对这全新世界的兴趣不亚于“无忧无虑”的孩童时期——并不是什么返璞归真，他知道，这是理性发展之后的更高阶段。
等，死；追，亦死：不等死。乃曰：新生旧死以新死。
（正文到此告一段落。想看笔者继续扯淡的请您拉紧旁边人的衣角——哎，大伙儿，别散～）
辩证生老病死之“病”——局部与整体
这个“病”字，它反映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内部秩序庞大繁多、联系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与整体的相互影响是不能忽略的。依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将“病”分为两类，一类是病人系统的整体结构缺陷所致的具体功能缺失/异常，比如“21三体综合症”、“斯德哥摩尔综合症”，另一类则是局部病灶的存在影响了系统的整体协调以使系统内部失稳、功能受限，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癌症”（不包括懒癌、话癌、拖延癌等抽象癌，笑）。
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指出，细胞癌变的内因在于遗传物质上有控制的癌变相关基因（可能是生物演化的残留），外因在于一些偶然性因素（主要是系统的外部环境变化）使得原本处于抑制状态的癌变基因被激活。通常情况下，癌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处于该过程中和过程后的细胞统称为癌变细胞。
一般地，细胞在局部环境中会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不受细胞凋亡的约束，可增殖次数远远多于正常体细胞），这种生命力对应于一种更适应局部环境的新秩序，新秩序的产生是以对细胞原有秩序的否定为代价的（癌细胞不再作为人体的功能细胞而运动）。对旧秩序的否定必然伴随着“趋向自由”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在人体正常细胞的周期运动中也存在（比如DNA复制时的解螺旋过程，基因突变就主要发生在这个过程），但后者的“自由运动”是在整体秩序的强约束进行的，因而具现为“对整体秩序的复制（遗传物质的正常复制）或局部表达（按遗传物质制造功能蛋白）”，而前者的“自由运动”受整体秩序的约束较弱，因此会产生与整体不相协调的局部新秩序；大部分的局部新秩序都难以对整体的秩序稳态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人体有免疫系统），这些新秩序具体表现为个别的癌变细胞/小块的良性肿瘤，还有一些局部新秩序则特别有生命力/竞争性，能够使自我秩序快速扩张，并在此过程中与整体秩序疯狂竞争资源，最终在整体上就表现为癌症/恶性肿瘤。
人一旦得了癌症，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输入/输出效率都会大幅下降，最终系统整体的秩序失稳崩溃了，我们通常就说“他得了癌症死了”——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整体秩序的崩溃是与癌症这种局部新秩序的出现有着强因果联系的——若静片孤（静止、片面、孤立）地看待这一斗争过程，我们可能会认为人体的秩序真脆弱，癌症的秩序真可怕、真可恶、真可恨；然而，我们学了辩证法，我们看待事物要全发联（全面、发展、联系）：
- 首先，癌症虽然在斗争中毁灭了人体的秩序，但当人体的秩序崩毁后，它的自我秩序也随之崩解，这种秩序并不具备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独立存续的良好适应性。我们可以评价说，癌症的存在是寄生性，癌症对人的斗争是不具革命性的。
- 再者，矛盾斗争总是相互的，既有癌症对人的斗争，也有人对癌症的斗争；矛盾的涉及面是可以延伸的，既有个体与自身癌病的矛盾斗争，又有人类整体与癌症的共同斗争。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人与癌症的斗争史上，人类整体与癌症的矛盾斗争是主要矛盾；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人对癌症的斗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此矛盾的解决必然以癌症的消灭为结果。
- 最后，我们似乎可以为癌症这种事物作一个盖棺定论：一定发展阶段内的历史范畴，畸形的寄生性的反动秩序，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倾向过强，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一样看似猖狂实则虚弱，人类秩序发展过程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垫脚石。
辩证生老病死之“生死”——一时与长远
继续分析“生老病死”，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一时与长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长远来看，人都是要死的；从一时来看，生物的生殖过程完全是系统内部的净损失（从这个角度看，进化出性交快感的生物简直是开了挂）。但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却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生育意愿相当高涨，在工业革命（化肥养活人类）之后，人口爆炸式增长。
历史上努力多生孩子的广大人民群众们可能不懂得啥子辩证法，但他们却在自发自在的生殖实践中体现了一时与长远的辩证关系。
你能观察到的生物，基本上都是被自利机制所驱使运动着的，因为自然界的“白求恩们”造就被自然选择筛进了演化长河的底层——如果不考虑我们人类这种奇怪的生物，“生存是生命体秩序演化的第一需要”几乎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般来说，人类可以比其它生物更“自私自利”，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其它生物的行动就只是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行动，我们也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但“自我意识”的存在让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认为自己是特殊的，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动因/动机，甚至我们会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主动利用”自然规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才是最根本的）。
因此，有了自我意识后，若自我意识认为自利是“适宜的”，我们便会表现出更强的自利性行为。同样是由于自我意识，我们会在某些情况下做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在某个阶段之后，我们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一个相当发达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拥有了“想象力”。
通过想象，我们在主观上扭曲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之，我们作决策时的通常依据既不是完全的感性认识也不是对客观形势的完全理性的认识，而是经过想象扭曲后的认识（“感性”或“理性”，是为描述思维对客观世界认识程度而作的区分，旨在描述思维的静止状态；“想象”则对应于思维的某种运动过程，感性认识通过想象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过实践、反思修正/再想象淬炼为正确的理性认识；想象是中立的，有受秩序理性约束的想象，也有放飞自任的随机想象，但在未经实践检验前，所有的想象都是对客观现实的“扭曲”）。
想象不只是某个人类个体的行为，在人类群体中，也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共同想象。辩证地讲，不同形式的客观运动是有低级、高级以及维度的差异的；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对想象这种人类主观的意识活动进行差异划分。
像一战时，欧洲的广大无产阶级青年义无反顾地为剥削压榨他们的资产阶级国家填战壕这种行为背后就需要维度广泛且非常高级的共同想象，笔者水平有限，就不任意展开了()。
回到人类的生殖活动上，这里面的想象我还是可以尝试分析一下的。首先，必须澄明的是，不管在是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人类对自身生殖活动的想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大多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维的发展过程。本着由易到难、浅入中出/深出的原则，我该先拿原始人举例说明，但那样似乎太不接地气了，因此我决定还是举一个更现代的例子——比如普通中国青年“李”。
目前，中国还有将近一半的农业/半农业人口，所以“李”该被设定为一个混血儿——城乡混血儿，父亲是在小城市定居的第一代农民工，母亲是父亲老乡说媒介绍的外乡村花，小李在县城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时被父亲花钱托关系送进省城某重点高中的普通班，高考成绩一般，本着“家近省路费，热门好就业”的原则选择了在本省唯一一座211读计算机专业……设定齐活儿。这样的小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生殖活动的想象肯定是不同的。
- 在青春期之前，如果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性启蒙，那么小李对性的想象主要是将感性材料简单加工过程：“丫丫那里和我不一样，为什么？”……、“尿尿的地方羞羞不能让丫丫看！”……、“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应该可以上床睡觉生孩子了。（闭眼若干分钟后）丫丫，孩子呢？……生个孩子多好玩儿！”……、“丫丫，今天不玩过家家了——听说隔壁新来了一个军军？”……、“过家家果然没意思”。
- 进入青春期之后，生理冲动将使他对性如饥似渴，但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规训会对他的性欲造成抑制。随着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的飞速提升，对生殖活动的想象逐步由以完全感性材料为基础发展到理性加工的阶段。对生殖活动的想象维度表现为一个随激素水平剧烈波动的周期分段函数，激素水平偏高时，想象主要局限在性行为本身；激素水平偏低时想象维度宽广，从“自慰的现实意义、快感是什么到性行为是否可以是崇高的？”无所不包；激素水平一般时，则基本不对生殖活动进行想象，一旦想象，则快速切换到下一个周期。他初步开始思考“情与性、性与爱”等抽象问题，然而毕竟还是年轻，过于旺盛的精力不足以使其在贤者时间（男性的不应期）内得到较系统的思考成果。这个阶段的小李在对性的态度上永远是量子纠缠态的，当你从性的角度观察他时，他总是在“嘿，我这里有好几亿条祖传的染色体，了解一下？”和“那个想法真是太羞耻了”随机选择一个进行坍缩。
- 当学生小李逐渐变为员工小李，他也终于找到了他所爱的对象——Java，面向对象的编程。咳，我们姑且设定他有过许多次成功的暗恋与两三次不成功的表白。总之，小李仍是没有任何关于生殖交配的实践经验的，对于这档子事儿，他仍然只能靠想象。有时，他甚至连想象都懒得想象，因为没时间——996的工作、时不时的加班、偶尔的应酬消遣以及为跳槽加薪而进行的业外训练，当前社会的一切秩序仿佛都在不遗余力地吞噬他的自由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懒得”勃起了，这并不是虚言（）。但他毕竟还是算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流传于程序员间的一些荤段子他也是乐见乐闻的。像最近新火的段子“啊，数据都流出来了……睿逸君，对不起”，略一联想，他竟然也能编出类似的段子：“啊！这样的注入攻击，好凶猛——啊！”、“哦！好复杂的递归函数啊，堆栈层层、紧致如斯——喔，不行，栈要溢出了！”只不过，毕竟已不是少年，脑中已不再总有白花花的大腿浮现。因工作相关，他还了解过“进化算法”，他感觉用那种方法筛选优化算法的过程似乎和人类社会竞争机制挺像的——进化算法中某算子“计算适应度”就相当于人类社会中某人的“赚钱能力”。继续联想，他却又困惑了：算子的“计算适应度”描述的是算子函数对目标问题的拟合程度，人的“赚钱能力”应该描述该人获取法定货币的能力——但算子所指向的目标问题是由算子们的上帝，人类所规定的；社会中的人类，也有一个上帝对人作出种种规定吗？深受唯物主义教育荼毒的小李是绝对不稀罕这劳什子上帝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是有一个类似上帝的角色在对他的生活作着种种规定——是国家。比如这个法定货币，国家发行的纸币符号或电子符号才是法定货币，国家用这些法定货币交换人民的财富，人民亦通过法定货币互相交换财富——然而国家是什么样的“对象”？这个对象的内部函数能被我程序化吗？人民又是什么的对象？财富又是什么？法是谁的法？统治谁协调谁为了谁？……从小到大所受的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教育似乎一瞬间全都涌了上来，小李品味琢磨着每句话，觉得似乎每句都问题不大，但想把所有的对象联系起来在脑内拼出一个名为“国家”程序系统时，又总感觉不甚完美——在梦中试运行了好几次，次次宕机——醒来时恍然觉得，无论是脑内的国家还是现实的国家，那些秩序都会激起他本能的厌恶——是程序员对bug的厌恶。忽然，他又觉得这种想法很危险……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社会秩序的保护下，怎么会遇到危险呢？“思而不学则殆”，不学习专业的知识，就妄图去解决专业的问题，这种行为才是危险的啊。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在专业的人文社科科普网站知乎（）注册了账号。某天，小李工作进展不顺，心烦意乱到干脆转换心情刷知乎，正巧浏览到这样一个问题[活着不开心怎么办?][1]。翻了几页鸡汤故事后，忽然被一句“等死——但别急着死”抓住了眼球，继续看下去，发现这个答案里也有一个小李，被作者子沵称作“狂躁的佛系青年小李”：
“……不管在是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人类对自身生殖活动的想象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大多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维的发展过程。
母系氏族早期。当时的人大多还住在洞穴里，但已经有了同姓氏族内禁止交配的禁忌，交配活动一般以季节为周期发生在几个相邻部族共同的约定之地，那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能够全天候地准备发情，因为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支撑如此高昂的能量消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对生殖活动缺乏丰富的想象，可能女人的想象会比男人更丰富一点——因为女人看得到自己的孩子，而男人很难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在哪个部落吃奶。但也仅仅是稍微丰富一点罢了，因为孩子是由氏族共同抚养的，母亲并不比其它可哺乳的女性对自己的孩子有更多义务，也不具备更多权利——我们可以想象，彼时无论母姨，可能都被小孩叫作‘mama’，反正都是吃奶的对象罢了。总而言之，孩子/后代并不是彼时的适龄男女对生殖想象的主要维度，她们的想象维度可能集中在‘约会之地’、‘交配的快感’、‘美好的春天’等完全感性的材料上。而部落的首领所想的东西可能会稍多一点，首领一般由年长的女性担任，她很可能已经不再具备生殖能力（在当时的营养状况下），但她确实全部族中最为生殖活动而操心的人——因为她最能明白人口数量对于一个部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但那时毕竟还没有数学和统计学，‘老祖母’也不可能懂得计划生育，食物不足而生的孩子过多是常有的事——继而，为了部族的延续，弃婴、杀婴甚至食婴都是可能的。
到氏族城邦时期，那正是母系逐渐解体而父系逐步建立的时期。彼时，原始而粗放的定居农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氏族公共经济尚有余威，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单偶家庭正逐步把氏族残留挤出历史舞台。彼时的男女地位尚且相对平等，但已经开始朝着不平等的方向发展。无论男女，彼时对生殖活动的最主要想象都集中在后代上，而且尤为期待一个聪明强壮的男性后代，因为当时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农耕与征战——多生一个男性后代，就有更大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做出成绩，从而争取到更大的政治权利与荣耀——彼时的普通人可能不理解何为政治权利，但荣耀这种抽象概念却随着农耕、定居、战争之类的大事和改编流传的神话而深入人心，其时民风淳朴，荣耀即威望，威望即欢呼，城邦议事大会的欢呼即是权利。
封建/集权农业帝国时期。以中国秦汉唐明等统一集权帝国为例，这时候，国家早已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登上历史舞台。以农业为基的帝国里，统治阶级主要是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土地’的大地主阶级，被统治阶级主要是生产资料较少或无生产资料的小农、佃农、农奴/也就是农民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地主与农民对同一事物的想象自然也不同。但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我们没必要纠结某一时期的横向差异，而应侧重分析横向联系的共同之处。显然，强盛农业帝国中人对生殖活动的想象依然延续发展了早期农业城邦的基本想象——‘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与上一个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在农业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后（遍垦荒地，精耕细作），女性作为农业经济中的‘劣质劳动力’，其社会地位空前降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小家庭形式成为社会主流后，生女儿就变成了利人不利己的正外部性行为——这种正外部性必须得到补偿，于是高额的彩礼便应运而生。于是乎，生孩子似乎带有了赌博的性质，若生出的男性多，那便是稳赚不赔，若生出的女性多，光是想想就足够让家长愁眉苦脸的了。
现代，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真是太复杂了。但我们仍可以尝试总结出一些统计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越深，该地区的平均生育率就越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摧残人们的性能力（笑），所以平均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平均生育意愿的降低。然而，平均生育意愿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生殖活动的想象减少/变得低级——相反，因为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高等生命体，我们有理由相信，‘少生/不生孩子’是人们对当前社会的生殖活动进行‘合理现象’后作出的理性决策——比如这位狂躁的佛系青年小李：
“不生！就是不生！理由很简单，也不需隐瞒：结婚生子会显著降低贫僧的生活质量。我这个决策，完全出于理性——你们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比狼与羊之间的差别大多了，狼是不可能劝服一只理性的羊为其生崽儿的。
首先，你别拿国家民族的大义来唬我。什么‘人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净是扯淡！我这种人口欠高端，生了孩子也养不起，养得起就养不好，人养不好就缺乏力量——要是养的方向再不合你们意，你们又说他反动，又要闹矛盾、流血——所以我索性不生，少生一个人，矛盾少一分——大家都不生，矛盾自成空。阿弥陀佛。
其次，也别说什么‘养儿防老’这种傻话。像贫僧这种欠高端人口，实在是没能力在妥善赡养老人的同时再有质量地生养小孩——所以，我要是指望那个并不存在的儿子来养老，无非是击鼓传花，把炸弹丢给别人而已——矛盾解决不了的，人类迟早都得玩儿完——那不如就在这一代终结，早点终结，少些罪孽。至于我个人的老年生活，那还真不用您操心。如果年轻时缴的养老金管用，等贫僧成了老衲时自有人兜着；如果养老金都被狗吃啦，贫僧就吔氰化钠。圆寂即是圆满。
最后，也少和我扯什么玄学哲学！有的没的都是虚的。比如这个‘沵之秩序发展理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你所所设的公理，可得推论一‘秩序是偶然的，无秩序才是必然的’，继而得推论二‘任何秩序都必然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因；越复杂越高级的秩序，其自我否定的内因就越强大’，继而得推论三“自我意识这种高度复杂的高级秩序是偶然中的偶然，因此它的自我否定性更是必然中的必然’。所以，贫僧基于理性所表现出的自毁倾向——对自我意识乃至整个人类秩序的否定，是顺应自然规律、合乎世界理性的。你说这个路线不对吗？你们的路线并不更‘正确’——事实上，‘大道三千，殊途同归’，既然最后都指向终结，那何不选择一种最简洁优美的方式呢？你觉得‘否定之否定，无限发展后基于自我意志的终结’才是优美的，而贫僧则认为‘全球同步自杀’最是简洁。
世界的运行时合乎某些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识的。为什么呢？一个简洁的解释是，世界本身就具备‘理性’这个属性，人类的理性正是对世界理性的模仿。世界的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规律，规律就是理性。若世界永恒则规律永恒，若规律永恒则秩序永恒——永恒的秩序只能是永恒的无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热平衡态’，世界将会在这种状态下永恒存在，这种永恒便是一切现世虚妄的终结。所以，理性是终结一切，理性是死亡，理性是绝对自由，理性是热寂之空——人所谓“天道无情”，人的理性发展得越充分，就越近乎道，也就越不为低级的情感所困扰。人们将子代的生命视作亲代秩序的延续，过分看重‘血脉延续’，甚至将血亲神圣化——这无非是理性发展不充分、想象力过于低级的结果。一旦迈入更高的阶段，人就会看得很清楚：生殖冲动的根源来自于基因这种秩序的存续本能，是非理性的，终归要被否定掉；进而，我们的身体也是非理性的秩序，要被否定掉。还有自我意识，它里面有来自基因、身体的非理性因素，也有趋近绝对理性的因素——对世界本体理性的模仿。要做基因的奴隶，还是做自我的主宰，这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你（请暂且假设你是男性）和你的克隆体被抛入一个密闭的空间内，里面有足量的食物和水，但只有一名女子——从基因上讲，你和你的克隆体之间的联系比你和你儿子还亲——但你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为那女子打个头破血流。表面上，你们是在争夺交配权；实质上，你们是在基因的驱使下尝试扩大自己的秩序——然而拥有相同基因的你们本就是同一种秩序。理性的判断是，你们不必大打出手——理性继续发展，你们终于认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资源有限的，世界是熵增的，基因的复制扩大终归是徒劳的。所以，还斗争什么呢？不如静坐，唱一首《死亡颂歌》，感觉自我的理性发展到界了，便即刻自杀——自杀的方式也是有讲究的——咬舌头太疼，跳楼太高，上吊太low，雷管自爆太轰动……最合乎理性的自杀方式是不依赖外界的那些非理性之力的，你的自杀该是理性的自杀，理性的自杀便是让发展到极致的理性自我终结——自我言意，吾死矣，便死矣。世界是理性的，这样的自杀方式一定是可行的——你如果做不到，那说明你个人的理性未够境界。
什么？你说我怎么还不快用这种方式去死？那当然并非由于贫僧的理性不足——而是因为刚刚那些只是我的无聊想象。头脑中想出来的象一定不是真正的象。无论你想研究的象是具体实在的‘大象’还是形而上的‘象的理念’，这‘对象’都是由许多复杂的联系所组成的。想象，对‘象’的想，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将客观上的所有联系都如实反映在大脑中的，意识总会对其进行主观上的加工。部分加工是有效率的，比如根据主要次要的原则抽取出那些主观上认为是主要的‘象’而撇去那些次要的，‘抽象’加工是有效率的。但有效率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合乎客观现实的。想要正确，就要实践，而且要反复实践。
在嘴上谈实践，我是很过瘾的，但让我身体力行，贫僧是做不到的。你别和贫僧提什么‘一时与长远’——一时的脑内狂嗨让我激爽却无用，长远的实践思考降人苦痛但有益——这样简单的辩证关系我还想不明白吗？贫僧选择爽了再说。诸法空相。”
从字里行间，普通青年小李感受到了狂躁佛系青年小李心底的那种深深的绝望，咬牙切齿地啃完这样的文字，本来就心烦意乱的小李——瞬间变得开心了一点点——至少他还是看得到人生的希望的啊——年轻光芒万丈，事业蒸蒸日上，父辈走出穷乡，我辈全面小康，明朝出任经理，后天娶个婆娘……
嗯……娶了婆娘孩子不？生了孩子养得起不？倒退一步，为什么要生孩子呢？我对我的孩子有怎样的期望？再倒退一步，为什么要找婆娘呢？如果需要伴侣，我对我的伴侣有何期望？仅仅能生会养？……
- 某次经济危机过后，事业蒸蒸日上的小李竟然失业了……
傻笑着思考
鉴于另一个维度的评论区中有部分朋友反映，对文章开头结论中的第三点“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本宇宙，“对死的否定”是主要方面，“对生的否定”是次要方面。”有些困惑，特此对其进行详细解kou释hu：
可以引入“人择原理”来理解第三点结论。
依宇宙学中的永恒暴胀理论所指出的，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无数“宇宙泡”的其中一个；不同“宇宙泡”的物理规律和演化状态都存在差异，依M-理论所指出的，宇宙泡内的可能性至少有10^500种，因此从概率上讲，我们竟然恰好生存于一个能够演化出星系、恒星乃至智慧生命的宇宙中，这实在是太幸运了；但若以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那么“‘幸运’的宇宙被‘幸运’的人类观察到”本来就是一个必然事件，因为“人择宇宙”（若存在过人类，则其必实存于一个有“适人”秩序的宇宙中）和“宇宙择人”（若存在一个有“适人”秩序的宇宙，则在其演化过程中必存在过人类）这两个逻辑上的真命题是等价的，且是语义上的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并非毫无意义，对于自我意识过剩（笑）的“我们”这种人类而言，该表述强调了人类之于宇宙的特殊地位。
从某种意义（再笑）上讲，我们的确是这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这个宇宙，幸运地，“生”出了如我们这般适格的观察者，然后，一切生死变化才从不存在的彼岸变成了可以被观察的此岸的存在。物质宇宙的随机涨落提供了秩序的可能性，10^500以上的可能性中已被证实至少有一种秩序是“生”之秩序，是“人”之秩序，正是这种秩序使得我们成为了现实的存在——诚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言，“（由于空间，）宇宙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他又说，“（而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
但若依本文的观念，囊括宇宙的从来不会是某个孤立的个人，而是相互联系着的、作为人类整体的“我们”。帕斯卡尔口中的“思想”，在这里对应于过剩的“自我意识”——我们存在，且我们意识到自己存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和其它存在有别的存在，甚至我们内部的个体存在也是能被明确区别的——于是，“我”，大地上某个原始部落中处于饱腹状态的“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什么是我？我是什么？……天是什么？地是什么？风雨雷电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于是，意义感诞生了，人类开始构建专属于人的秩序，这种秩序在最初可能只是以巫卜神话的形式存在着，人类对自然是既敬畏又狂妄的态度，力图让“天地神人”、“世间万物”各得其所；自然界的秩序不断变化着，人所构建的秩序也在斗争中发展着——于是，那些原本只是自然存在着的，逐渐变成了人的存在；那些原本只是以概念存在着的，逐渐变成了现实的存在——时至今日，人类，一种最多不过三百万年历史的渺小存在，已用它所构建的秩序深刻地影响了地球上的秩序变化，而这其中，近两百年的影响又比过去三百万年的总影响更加深刻——人类，在向世界输出它所构建的秩序——这种输出是双重的，第一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类对近地圈的已进行的、正在进行的秩序改造；第二重是未来意义上的，永恒斗争着的人类社会正在孕育能在将来对更广阔空间输出秩序的胎胞——这胎胞，就是“我们”，我们是开拖拉机的农民，我们是操作机器的工人，我们是工程师、程序员，我们是司机、文员、教师以及……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日常都是像一只勤劳的工蚁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像零件一样运转，但“我们”这种智慧生物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便在事实上已被异化为一座巨大社会机器的零件，但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却仍然保留了自我意识，也因此保有着反抗、否定、发展当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你不妨以“我是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员/被欠薪的图书管理员”为例来理解这种可能性）
辩证地讲，“我们”是对“我”的部分否定，“我”是对“我们”的部分否定。在这种相互否定，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与“我”一同得到了发展。发展到今天，一个普普通通的“我”，浮生只一世，却可纵览数千年历史；经历不过数行，见闻何止百业；渇饮自来之水，饱思四海之联；倦卧斗室六尺榻，梦有方寸寰宇天。
现代社会对人的最大发展在于，它用大为丰富的物质现实刺激着我们原始的大脑，让个体的思维历程千倍万倍于他的祖先。并且，在我们过剩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下，我们会思考更多的“是什么？该是什么？为什么该？该为了什么？……”，我们会构建更为高级而复杂的意义感，但不再是通过巫卜神话，而是在当前共同体的秩序下，用理性和感性斗争反思，让自我的精神世界运动不息、理念各得其所。
马鹿能站在山上，是因为它们长着蹄子能奔跑、长着嘴巴能吃草；人能站在山顶上，除了我们比马鹿更会吃、更会跑之外，还因为我们脑能思考，眼可远眺——然而我想说的是，人和马鹿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站在山上的高度不同，你知道，马鹿也偶有站在山顶上的、人也有很多登不到顶的——人和马鹿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有过剩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山顶上——因为山就在那里，他看到了山，他想登山，他想登顶。把一座高峰踩在人的脚底下，有时候并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工作，但只要我们想要登上顶峰并因此而筹划、行动，那么我们便是“向着顶峰的存在”，我们给那座山峰赋予了意义，我们也赋予了自己“登峰者”的意义。意义感是专属于我们这种存在的——雪花六出，规则而美丽，它们轻飘飘地落到山顶上聚成雪层，每一片雪花或许都拥有着关于“六方晶”、“聚雪层”的“智能”，但倘若它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些，那么它们无论落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毫无意义——我们过剩的自我意识能将其纳入到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它们才有了“山顶的雪/高处不胜寒/寂寞如雪”之类的意义。
所以，我们囊括了宇宙，是因为我们有过剩的自我意识，我们想囊括整个宇宙，我们想让“一切理念各得其所，世间万物有秩序运行”，于是我们便向着这个目标而存在着。我们的筹划和行动可能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表现为臆想的、宗教的、文艺的、科学理论的；也可能延伸到现实层面，表现为科研实践、工业实践，外太空探索、殖民……
无限乐观地讲，人类的秩序发展到终极，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将高度相统一。我们将可以把自己所构建的秩序以实体化输出到可观测的所有视界。母体宇宙的秩序演化可能在热平衡的混沌态中自然终结，而我们则在新空间中继续发展，构建无尽多样的、非平衡的混沌秩序——旧有的人类概念以及所有陈旧的存在形式也必将以某种方式终结，但由于自我意识，我们的终结是自我终结。这大概是我能够想象的，关于我们的最浪漫结局。
略微悲观地说，我们可能永远都逃不出名为Earth的囚笼，我们的历史在它还未真正展开时就已经收敛于某个极限——这些人，和那些人，还有另一些人，为了解决各自秩序内的能源危机，在地球上大搞核聚变实验——当然，是不可控的那种，于是乎，一切的秩序辉煌都一切玩儿完——或许会地球会给名为“人类”的蛀牙留个根儿解闷儿，千百年后又是一次核弹洗地循环。这大概是最悲哀的结局了。
不管“浪漫”还是“悲哀”，所有的意义都依赖于人类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特殊观察者而存在。
世有无量劫（10^500）。人乃生死劫。如果人类不曾存在，那么或好或坏的“始焉”、“发展”、“终结”都不会存在。
宇宙创造了我们，有秩序的我们。我们创造了宇宙，有意义的宇宙。
另，
又有一个维度的读者通过私信与笔者就“人类与癌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若干交流。非正式交流，内容繁冗，故不再转述，仅提要点与其它读者共享：
人类与癌（反）、人与手机（正）；自我秩序发展的外部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价值转移、资本流动；资本集中、长效投资；秩序对抗式发展、秩序共生式发展、对立统一面的共同发展（或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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