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所有权(排他支配权)是构筑物质资源利用秩序的法律工具的话，那么它是否可以移植到数据世界，建构数据的利用秩序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数据的非物质性，很难实现排他使用。其一，数据使用的非排他性，一个占有使用并不妨害他人占有使用;其二，数据使用具有非消耗性，数据的使用不消耗本体，反而丰富数据，使数据具有新含义或增值。因而数据天然地不适合于所有权体系，通过数据上设置排他支配权不适用于大数据时代。
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数据信息曾被纳入知识产权的客体，试图设立类似知识产权的专有权，但最终出台的《民法总则》并没有将数据信息列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这是因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更多的是事实记录，其数据的收集(采集)和聚合本身并不能实质性改变数据的价值。数据具有价值或者能够实现价值需要一系列的筛选、分类、处理、合并，形成主体数据、专题数据，使数据变成可用的数据产品，通过数据产品交易或服务，实现数据的价值。那么，数据产品化或商品化的过程，是否可以被赋予类似于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呢?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一种制度，而创新劳动成果多表现为思想、技术方法、标识等，而这些离不开信息或数据。不过，知识产权并没有建立对创新成果(思想或信息)本身的支配权，而是将思想或信息置于公共领域，仅赋予权利人一定期间的商业化使用创新成果的专有权。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体系下，仍然坚持信息(思想)公开和自由原则，数据及其所承载的科学文化成果被认为是社会活动的公共要素，置于公共领域。
显然，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将数据产品或信息视为公共资源的原则，而不允许信息私权化或成为私权客体。因为这样会妨碍科学文化进步，妨碍社会正常交往和运行。数据赋权仍然应当坚持数据的公共资源属性，不应当赋予数据持有者对数据的所有权，我们也不应当突破知识产权制度理念和框架，赋予数据持有人对数据本身的某种支配权。
因此，无论以有形物为基础财产权，还是以无形物为基础财产权体系，均难以解决数据时代的数据利用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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