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莫言

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颁奖词，用了hallucinatory realism（魔幻般的现实主义）。说真的，当我看到这个为莫言专门量身定制的专用术语，还真是对瑞典文学院的那帮不懂中文的老头子刮目相看，因为我认为这是对莫言所有作品非常准确精当的概括。他们懂莫言，他们真的读懂了莫言。他们把大奖颁给了莫言，不是玩弄政治，不是心血来潮。

反而在国内，对莫言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他五毛，有人说他是御用文人，有人说他是公知汉奸，有人说他天才无敌，有人说他庸俗粗糙，格调不高。这些说法都只是摸到了莫言一点表相的皮毛。莫言是个非常复杂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可以贴死的。莫言对于这些说法其实也很无奈：

大多数所谓的文学思潮,与用自己的作品代表着这思潮的作家没有什么关系。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批评家发明思潮的过程就是编织袋子的过程。他们手里提着贴有各种标签的思潮袋子,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作家或是作品装进去,根本不征求作家的意见,这叫做`装你没商量'我经常给装进不同评论家的贴着不同标签的袋子里。有现实主义的袋子,有浪漫主义的袋子,有新感觉主义的袋子,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袋子。有的袋子里气味美好,待在里边感到很舒服,有的袋子里气味龌龊,待在里边很不舒服。”

“其实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和深刻,我想起了一个诗人的话：蚕吐丝时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比如那些认为莫言是官方传声筒和御用文人的，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看过莫言的作品。很多人对莫言的理解局限于一部《红高粱》，还是张艺谋版的。莫言哪一部不是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尖锐批判？从60年代的饥荒，乡村政治的暴力，计划生育的非人性，当下的浮躁和贪腐，他哪一部作品走的是歌功颂德的路子？

莫言获奖当之无愧，他的作品生气贯注，血色淋漓，质感强烈。他的语言色彩斑斓，恣肆汪洋，如野草般旺盛生长。他也是难得的故事高手，大有传统说书人的风采。有人批评他不够精致收敛，但莫言一直在进行文体和结构的探索，比如《酒国》和《蛙》。说他是世界级的作家毫无问题。莫言是伟大的80年代中国文艺复兴时代闪亮的作家群星中的一员。他的创作，一直坚持着从那个时代觉醒的人道意识，民间立场，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的得奖，也是文革后重生的中国文学的光荣。

莫言的缺点当然也是一目了然的：他的作品如野草般疯长，他的语言过于沉溺于狂欢化的放纵，不够精致与收敛，他的发挥时好时坏，有时也会写出《红树林》这样的烂作。莫言自己也很认可。但是对莫言最可笑的批评是他“迎合”,“主流”,“主题先行”。要知道，比莫言更具有丰富鲜活意象和独特生命体验的中国作家，基本上没有了。 如果硬要说的话，不妨畅想比莫言早生三年的王小波，当若活到今日，又是什么样的光景。

莫言能得诺奖，首先是他的实力使然。但光有实力还不行。国内还有几个我认为是莫言同级的作家，一点也不比莫言差，但我几乎可以断言他们命中注定永远也得不了诺奖，比如刘震云。在读《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那种沉闷压抑的孤独感裹挟着沟通倾诉的欲望而来。他真的写出了中国式的百年孤独。

其次，莫言的作品易为国际接受也是重要原因。原乡，暴力，野性这些莫言作品的常见元素都是国际通用的语汇。莫言的作品既符合外国人对中国的异国情调的想象，又有普世的人道关怀，有奇异瑰丽的故事，复杂多变的叙事，很黄很暴力，题材和艺术都与国际口味非常接轨。

莫言的作品我并未全数拜读，但幸运的是我大致按照时间线读过一轮。这是一条连续而又变化的轨迹。

先来看看“现实”，莫言的作品中充满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比如，1986年,山东苍山县农民收获了大约一亿公斤蒜苔。县政府各机关都想利用权力捞好处。苛捐杂税抬高了蒜苔收购成本,客户被迫离开苍山,大量蒜苔烂掉,当地农民围攻冲击县政府,将政府办公大楼砸烂烧光。莫言据此写出《天堂蒜苔之歌》。这是莫言早期最激动人心的作品之一，主题也很鲜明：就是维权。这里面的事件是不是像今天的预演？所以优秀的作家，总是能提前捕捉时代的脉搏。事实上，如此尖锐直面现实的小说，那时和现在，都极罕见。

再比如《酒国》，这部小说创作于1989年，发表于1993年，是莫言相当才华横溢的作品。主题很鲜明：官场腐败。在那年代，反腐小说还没有出现吧？这是不是超前？事实上，该作的意义更超越了反腐。

还记得2013年黄浦江上神秘飘来的成千上万死猪吗？其实莫言在2006年的《生死疲劳》中就预言到了：“就是这样，染病的猪大部分还是死了，煊赫一时的杏园猪场土崩瓦解。死猪的尸体堆积如山，无法焚烧，只好挖坑埋掉。坑也无法挖深，半米就出水。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2015年，历经千辛万难，中国终于中止了改变了多少家庭命运的一胎制。然而，早在2009年，莫言就在《蛙》中就以计划生育为题材，写尽了这段历史的残酷，写尽了中国人对生命权利饱含血泪的追求。除了他，谁还有这样的胆量和笔力？

再说“魔幻”。如果仅仅是勇敢地反映现实，莫言也就止步于他的前辈鲁迅、茅盾、老舍这些传统的大师。但是莫言在艺术上比他们走得更远，就是突破了现实的羁绊，飞进了一个更为宽广瑰丽的文学天空。

使莫言一举成名，成为他作品的标志性特质的，是灿烂辉煌的感觉世界。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色彩与画面是极为重要的元素。莫言谈到自己的作品与绘画的关系时，特别推崇梵高，这为我们探索他的视觉构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在这里，莫言提到了梵高绘画中强烈的色彩感，艺术的变形，画面与情绪的关系，这些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突出的呈现。尤其是他在1990年代以前的作品，包含大量单纯鲜明的色彩对比，画面激情而夸张，充满张力与动感。像《枯河》里的这段文字，简直可以视为文学版的梵高画：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浓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上还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

这是一种超现实的风景。许多读者、研究者和翻译家为莫言的作品所吸引，到高密东北乡去看他小说中描写过的那些东西，结果全都大失所望，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荒凉的平原，和平原上的一些毫无特色的村子。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没有山、沙漠、沼泽、森林、湖泊、狮子、老虎……这些都是莫言给它编造出来的。他的家乡也没有辉煌浓郁的色调，所有的浓油重彩，都是主观性的再造，或者说是一种补偿。

从形式的这种补偿原则，我们也就开始进入莫言作品精神的核心：悲悯与救赎。感觉的放大恰恰对应于，或者说诞生于，现实的匮乏，并且成为后者的救赎。无尽的苦难，不绝的饥荒，极度的贫困，乡村政治的残酷，历史的断裂与循环……这些反过来成为想象的诞生地和强化物。例如，莫言的许多作品都涉及到饥饿，他自己也多次谈到童年的饥饿体验对他想象力的催化作用。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饥饿记忆是这样的：“我的眼前，只有两只宝葫芦一样饱满油滑、小鸽子一样活泼丰满、瓷花瓶一样润泽光洁的乳房。她们芬芳，她们美丽，她们自动地喷射着淡蓝色的甜蜜浆汁，灌满了我的肚腹，并把我的全身都浸泡起来。我搂抱着乳房，在乳汁里游泳……头上，是几百万、几千亿、几亿兆颗飞快旋转着的星斗。”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想象，与梵高的画有着同样的救赎性的乌托邦动力，但是其背后的历史意识形态，却截然不同。

莫言的作品充满各种超现实的元素，想象如天马行空，奔放不羁，无拘无束。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视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编码，以获得新的视域与可能性。这是一种对坚硬的现实与日渐苍白的现实主义的补偿和救赎：世界各处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种重新注入活力的方法：把现实“魔幻化”，把平常的事物拔高、疏异和升级到象征的高度。

以《生死疲劳》为例，这是一部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魔幻小说。其中的叙事者一次次地死而复生，变身为牛、驴、猪、狗、猴、人，上天入地，穿越时空，讲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佛教的轮回，民间的想象，加上现实的复杂循环，使这个千年婴儿成为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不死怪胎，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奇观。

当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从传统现实主义走向神话与超现实的时候，他们是文化领域先知水暖的鸭子。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种先锋性的姿态与实验到了1990年代基本流失了。反讽的是，到了新世纪，这个超现实的走向又重新复活，而这次是由奇幻文学、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这些传统眼中的“俗”文学来承担了。但是在“雅”和“俗”之间，在新旧世纪之间，也还有少数“严肃”作家坚持不懈地游走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成为两者贯通的桥梁。莫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莫言当然是一个对艺术的媒体性有着自觉意识的作家。他深知文学在与其他媒体艺术竞争时的优势与缺陷，明白应该怎样才能养长避短，并把媒体性与历史民间进行深度的整合。改变并增强人们对现实感知，使之进入既虚拟又现实的情境，把生命中的痛苦升华为艺术，这也是另一种对莫言作品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