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而已集（5）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康、阮籍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
嵇康在《家戒》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比如，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
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嵇康、阮籍，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时，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作者可能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则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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