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50年过去了,去掉我不懂事的三年,好像也快50年了,我从西大壕那里洗脚开始,就有了清晰的人生记忆。那时候,我和一小孩对话,说我要走了。就和我母亲离开了那个村庄,我姐姐领着我,带着我弟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们坐大车去了一个陌生的村子,那里好多人,围在院子外面,像看猴子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陌生的脏孩子,骂了我一句,带葫芦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才3岁。
后来,我知道他在骂我,所有的陌生人都傻啦吧唧的骂我。我不知道原因,只好牵着我妈妈的后衣襟。我妈骂我什么,我也没有听到。我是不能撒手的。可能那些人认为我的到来,争了他们的氧气。其实,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妈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把我的“芮芮”的名字,改了,还改了我的姓,从此他们那些脏孩子都叫我“高二”。因为我爸爸死了,我又有新爸爸了。我改了姓名,我妈以为我混在他们中间,就不会被嫌弃,被追打了。或许,她以为像她把自己孵的小白鸡,抹上墨汁,放进老母鸡的翅膀下面,老母鸡就看不出,哪个是自己亲生的娃了。可是,这些人,要比老母鸡狡猾多了。他们依然会像母鸡啄别人家孩子那样,残酷无情,有时,轻松夺人性命。其实,人心和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很多想不到的污浊事情,都藏在这窝棚墙壁的泥色里,藏在那些脏孩子家脏兮兮的高粱席缝里,扫扫,外面的人就看不出来了。
谩骂,寒冷,饥饿,惊恐,分离是当时的深刻烙印,所以至今泥脏色是童年记忆里的主色调。
有人必须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或许,我也是,我的亲人们或许或多或少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怕,怕出门,怕社交,唯一开心的事,就是和姐姐躲在家里的大囤子里,是我妈手工用柳条编的。一个个巨大无比,或许,这是她当时,唯一能想出来的保护孩子的最好办法。她出工的间隙,就割很多柳条和茶条。这些柔软的枝条,围在我们的周围,像妈妈宽大的胸怀,把我们四个孩子聚拢在里面,姐姐也不用担心木棍,石头把我们划伤。
我们把自己扣在屋地里。门和窗子都锁上,挂上。
现在做梦也经常去挂绳。锁门。
可能是童年的阴影,在心里烙下疾病了。虽然我知道梦是假的。可是我依然患得患失。终生慌张,担忧,害怕失去,使我特别怯懦,容易依附和妥协。容易患得患失,更容易崩溃和应激反应。这一点不像我勇敢的姐姐。
妈妈去出工了,那些石头,泥块,棍子,像飞簧一样飞过刚糊好的窗纸,飞进屋子,我们没法出去。一直呆在巨大的柳编囤子里。小弟弟小便也不敢动,更不敢出去。这里是我们安全的地方,有温暖的烟火气。有深深的患难情。
我想可能是我们争了他们呼吸的氧气,所以,他们像疯子一样,来破窗欺凌。这些脏孩子,流着大鼻涕,像个大傻子,一个扔,所有人都扔,没有原因,只有快慰,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或许是那个时代,麻木的人们更喜欢批斗,更喜欢欺凌。他们对孟丽的爷爷就是这样做的。可是孟丽爷爷是地主,而我们只是外乡来的小孩子。这些愚昧,没有文化的大人,孩子,见过太多的麻木和伤害,也学着,无情的伤害,他们把伤害带来的快慰,无限回味,讨论。每到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疯狂。家家一窝孩子,他们的父母连孩子们吃什么,都保证不了,管他们去哪里?干什么?包括蒋晓民,小奎,假丫头,双顶子,还有庆良子,马小子和他弟弟,魏带弟,傻呵呵的透着疯狂,阴险和愚昧。
魏庆良年纪大,他不参与,只在后面指挥。
20年以后,我留在县城,庆良在出大车的时候死了。没有全尸。崔小奎在煤矿底下,挖煤砸死了。他女人双顶子也改嫁了。蒋小民去火葬场当了阴阳先生,开个奥迪,有时还说几句客套话,像在哪里开窍了,对了,我妈找他爹了,他爹是村医,有文化,后来,也去世了,他只好出门奋斗了,社会教育了他。
开关,和邻村的姑娘结婚了,那个女子心地还不错,有时见面很客气。王刚,和外村姑娘结婚了。生两个女娃,务农,不知道干啥去了。马小子,讨不着老婆,后来和一个寡妇结婚了。那个女的,领着四个女儿。假丫头,后来喝药死了。我知道,他喜欢玉凤,经常去她家,看着玉凤,后来出去打工赚钱,结果都被他妈拿去买药了。就自杀了。带弟,也没有带来弟弟,她妈难产死了,剩下她爹领着她和妹妹,早早就嫁邻村的傻子了。她爸要了两袋玉米。小牤子,后来去外乡了。他姐姐三丫,嫁个小四的大哥哥,生俩娃,后来她病死了,小四大哥失明了。
我想回去看看,还有什么,还能记起什么,他们都离开村庄,就剩我自己,没有人再骂我打我了,因为这些新鲜空气,都是我的了。50年的高二风回来了。
刮一场风应该很美,把残缺的梦刮没,治愈自己。
我不想用一生治愈童年。
因为,我把我妈带在身边生活,就没有故乡了。
我妈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哀愁。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