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东，你来回答问题！”
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站起来，她比同班的孩子矮了大概一头，因为喜欢语文，喜爱写作，所以老师总是叫她回答问题。
“小东东，来我办公室一趟”，老师严厉的眼神掠过这个孩子。因为这次的习作，很明显是敷衍老师。在办公室里老师语重心长的教导让她感到羞愧。
“小东东”是我，老师姓闫——我的班主任。
闫老师，是我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她教我们时四十多岁，个头很高，方脸，齐耳的短发，用两枚银色或黑色的发夹从耳边向耳后拢去，梳理整齐。闫老师皮肤白，稍微受点风，高高的颧骨处就泛着浅浅的红色。她不苟言笑，因为比其他老师年长，所以说话很有分量，人也很正直。
其实我那时是编外生，因为妈妈教一年级，所以五岁多就上学了。可偏偏成绩还算不错，就这样混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孩子队伍里。
二年级期末时，妈妈心疼我，个头矮，人又单薄。就对闫老师说：要不让孩子重上二年级吧！闫老师很诧异：个头小怎么啦？孩子成绩很不错，完全跟得上，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
妈妈陪笑着说：那接下来要上三年级了，同龄孩子才上一年级，害怕她后边跟不上。闫老师连连摇头，就三个字——不同意！
妈妈走远后，她慈爱地看着我：年龄小，可我们能跟上呀！小东东，加油！
我不叫“小东东”，这是她对我的爱称。可当时的我很不习惯老师这样叫我，再加上她对我爱怜的眼神，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
现在多想再听听她叫我“小东东”，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三年级，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厉害，课堂训练，错一道题赏一个巴掌，错两道两巴掌，三道以上成倍累加。同学们上数学课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出错被打。记得有一位同学错了不少，被奖赏完巴掌之后，晕头转向的又站回没有抽巴掌的队伍，被数学老师发现后，提溜出来又是几个响耳。
数学老师打孩子，学校上下都知道，八十年代的校园，这也算正常。这位女老师的三个女儿，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才，听说她家三个女儿分别在八、九十年代留学美国，只有小女儿定居上海。
妈妈不认同这种教育，觉得这是说服闫老师的理由。每当妈妈下午每课时，就会以各种理由给我请假，总之，铁定了让我蹲级。
第一个三年级就晃晃悠悠过完了。
别人不够年龄顶多重新上一遍一年级，可我重新上一遍三年级，不论什么原因，总让人有留级生的错觉。
虽然闫老师不认同妈妈的想法和做法，可她还是无法说服妈妈。万幸，她仍然担任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我继续和她学习。
闫老师严厉、尽责，除了其他老师上课之外，她几乎都在教室监督我们学习。闫老师双眼皮，大眼睛，现在想来闫老师年青时，应该算的上美人。每当我抬头和她目光接触时，她投来的眼神是询问，却透着隐隐的威严。我们这一代，小时候非常怕老师。但是我们对闫老师是又敬又畏，怕她追问我们的学业，敬她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以及像父母一样给我们温暖。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教室外边的有一排高大的水杉树，阳光从错落的树枝间泻下，景色有些与往常不一样。此时，闫老师在读她孩子的来信（她的大儿子在上海读交大），这封信仿佛打开了外面的世界，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村镇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兴奋、神秘的体验。信的末了说：妈妈，这个寸土是金的城市，繁华得足以让我眼花缭乱，我一定要立足于这里，请鼓励您的孩子们，他们也能体验美丽的上海。闫老师读着信件，眼睛发着光，熠熠生辉，她微笑着望着一张张憧憬、稚嫩的我们，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是打开世界的船票。
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个场景，多么美好的场景。闫老师像太阳照着我们，我们就是仰起脸的向日葵，欢愉的接受阳光的哺育。
一路走来，我的语文成绩都很不错，由其作文几乎都是班级范文，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
可是大约有近乎二十年，我都不大写作了，写得最多也是矫揉造作，欲罢不能的愁情烦事，我都不忍多看一眼。
大约十年前，闫老师从美国大儿子那儿回乡养老。有一次路上碰到妈妈，寒暄之后，就是追问我的消息：我的那个小东东很有出息，现在做什么呢？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很震惊，老师居然还记得我，而且“小东东”如此深刻的印在她的记忆里。从那以后，我总寻思着，抽时间去看望她。
有些事想到了就要做，有些人想到了就要去见，否则就会变成终生的遗憾。我一拖再拖，不想永远也见不到老师了。
那日我与老友会面，说起闫老师，我表达了想抽时间看望她老人家。老友告诉我：闫老师在疫情快结束时不在了，丧事也因此简单冷清，她的两个儿子因为在美国都不能回来，所以......
我很痛心！一个人在成长中，除了父母全身心的投入之外，那就是领着走向学问的师者，一位好的领路人，让我喜欢上了文字，让我爱上了文学，让我在伤情时、兴奋时、平静时挥笔抒怀，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其实，去年就想写下关于闫老师和我的事情，可每每思绪打断，就停滞了。
写到这里，心里不禁泛起一丝酸楚，为我终是没有去看望我的闫老师！
（闫老师一生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教子有方，膝下育有三男一女，除一男身有缺陷务农在乡，其他两子均与八十年代公派出国留学，一女国内博士毕业后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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