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曾国藩的经济课》，阅读进度10%，已经可以说收获颇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科举制度虽然打破了世家门阀对官场的垄断，给寒门仕子提供了阶层跃迁的通道，但普通农民家庭要通过科举攀升为官宦之家，仍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教育背景。
没有经济实力，即使通过了乡试，会试的路费就会将很多人挡于门外；再说教育背景，通过科举成功做官的概率连万分之二都不到，往往是需要三至五代人的努力才能从布衣而入仕。
曾家从爷爷辈开始积攒经济实力、并供后代读书到曾国藩入仕，实现这一阶层跃迁花了40年左右时间。
2.曾国藩为了入京做官而到处去“打秋风”，目的是凑进京的路费和入京后的“生活费”，他四次出门遍访亲戚、各地官员和曾氏宗祠、同乡店主，时间之长、路程之远、范围之广、收入之多，堪称新进翰林“打秋风”之首。
前后费时190多天，拜访包括宗祠、店铺及人家约1200处，路程1500多公里，收银2000两，要知道，曾国藩的第一个官衔每年收入只有100两左右，收获不可谓不丰富。从这一点上来看，曾国藩在做官之前确实沾染了不少民间的“俗气”。
现在还在流行的“升学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那时候一个“进士”的含金量则比现在一个大学生高很多，参考“范进中举”前后左右乡邻、远近亲戚、地方官绅对其态度的转变就可见一斑，颇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前奏。
湖南与湖北相距较近，也难怪现在还保存着相似的习俗，以前不甚理解，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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