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老街上的年集

      一进腊月门，馆陶老街上的年集就热闹起来了。与平日里的集市相比，明显地带上了浓浓的年味，卖鞭炮的，卖花的，卖调料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们还把机器织出的布匹叫“洋布”，从古天棚东到西城门的大石桥沿街，一个个洋布棚把不宽的老街遮了个严严实实，那些卖杂货的小摊见缝插针，挤在有限的地盘，一摊难求。站在高宅大门台阶上放眼一看，赶年集的人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好一幅红火的年集景象。

    ​      自从八岁那年离开故乡，已经六十多年了，所移居的城市是一座有着2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无论是节日，还是平常的日子，它整日里人流密集，市容繁华，喧闹声可以延续到夜半，但我仍钟情于儿时故乡的年集，始终觉得，那才是一种繁华，是永生的记忆。

  ​在我的多篇回忆故乡的文章里，都有过对于故乡那座小城老街的描摹，虽然这座小城已随着时代变化，卫运河西与河东那本不可以分割的整体已分属山东和河北两省，但埋藏于心底的是仍把它当作当年的老街，每每在梦里清晰地浮现出那时的画面，就像如今的开封人，还时时梦华汴凉，《清明上河图》依旧印在每个现代开封人的脑海里。只是旧时的开封有一条汴河，而我的故乡有一条御河，即后来的卫运河而已。

    ​老街因漕运而繁荣，它的集市也因漕运而兴盛，腊月里的庙会与年集，几十里、上百里的人们乘木船、乘马车牛车，推着独轮车，骑着“洋车子”，或三五成群从大路小路蜂涌而至，那时如果有飞机，从空中俯瞰，一条条人流的长龙向着一个方向走去，该是何等地壮观！

  从馆陶乡村来赶年集的人们，中年人多以白羊肚手巾裹头，上了点年纪的老年男人为了御寒，头上戴着厚厚的“边帽”，老太太们则戴着镶有一块白玉或碧玉的“帽翅儿”，富裕一些的乡民赶着大轱辘的牛车，一车人坐在车上，随着牛车的晃动缓缓向县城进发。最有特点的是赶集的男人们，肩上背着褡裢，一前一后两个大口袋分别垂在前胸与后背，上面绣有馆陶古老的徽标——一枚铜钱上的“陶山”二字，这个褡裢上的前后两个大袋子，是用来装即将采办的年货的。

  人群上万，无边无沿。旧县城北馆陶古称毛州，千百年来，县民有“走过京，串过卫，从小赶过毛州会”的民谣，但馆陶县的南馆陶镇，其繁华程度与集、会的规模丝毫不亚于老县城，往往一个年集的赶集人数以万计或几万计，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十年，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十几里、数十里外的乡亲们一大早出门，要赶很远的路，所以，上午十点半左右，集市才上满人，晌午时分，是年集的高潮，数万人云集，人潮涌动，喧嚣声声震数里。

          距离老街三、四华里之外，几处高大建筑已映入赶集人的视野——山西会馆与相邻的民国一等上将王占元的新宗祠高大的宫殿式建筑，绿色的琉璃瓦在冬日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芒；卫运河两岸遥遥相望的两座直聳天际的青石牌坊；状似凤凰展翼，古色古香的唐代古天棚；地处东南一隅的泰山奶奶庙。

      年集就分布在东西四、五华里的卫运河两岸。

      时隔60多年，年集的景象仍然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老街的集市，十天四个，一旬十天，上、中、下三旬，逢一、逢三、逢六、逢八，就是集日，为了好记，人们把一、三、六、八的次序改为一、六、三、八，谐音是“一溜咱发”，千百年来，它寄寓着馆陶百姓的美好心愿。

      可是在儿时的记忆中，由于解放前的积贫积弱，建国初期的百姓还很清贫，表现在年集上还有一些奇特的乞讨者，如“唱莲花落的”，“劈破头的”，“数落嘴的”，“卖唱的”等等。“唱莲花落的”，手拿用铜钱串起的莲花板，边打板边唱一种流传于馆陶及其周边县份的“莲花落（读lao）”小曲，来到卖年货的摊贩或店铺乞讨的一种方式。“劈破头的”，是一种极端的乞讨方式，乞讨者一般蓬头垢面，来到摊前乞讨，如果摊主出手大方，他就会很快离去；如果摊主抠门，再三乞讨不给，乞讨者会用随身带着的莱刀往自己头上一刀劈去，鲜血涌出，十分恐佈。“数落嘴的”，手拿一付竹板，乞讨时边打竹板边念顺口溜，这种顺口溜合辙押韵，类似曲艺中的“数来宝”，可随机应变，视乞讨对象即时变化，又有点像脱口秀，商家给予了，做个揖就走，如若不给，一直数落下去，直到给予。“卖唱的”，有一人、两人，甚至三人，乞讨者手拿二胡或板胡，边拉边唱，或豫剧，或河南坠子，或吕剧，或山东梆子，有孤身一人的老者，有一对老年夫妻，有双目失明者，也有携儿带女者。这是解放不久从旧中国带来的旧习俗，生活富裕者要过年，生活穷困者也要过年哪！

  我曾写过一篇馆陶老街大年三十五更里“鬼集”的短文，描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老街一个奇特的年集。它之所以叫“鬼集”，是因为它成集的时间是大年三十（或腊月廿九）的五更天，黎明之前，暗夜沉沉，寒风凛冽，夜色中，人们三三两两，互相看不清面目，只见黑影幢幢，一齐奔赴一个地方——老街“河东上沿儿”，也叫小街子，那里灯蜡点点，摇曳的光影下，有卖牛油蜡烛的，卖木刻版年画与神像的，卖肉的，卖粉条海带的，卖碱土淋出的“小盐”的，卖调料的……1960年，祖父曾带我赶过一次这样的年集，他告诉我，这个小型集市也叫“穷人集”，一般人家，一到腊月廿三，年货已筹办得差不多了，而有些贫困人家由于忙于生计，没置办好年货，只得在年三十五更赶这个一年中最后一次集市，匆匆置些年货，也是无奈吧？

    年集上更多的是年味儿、喜庆味儿，乡情味儿。赶年集的，遇着亲戚、朋友，惊喜之余，一句“花钱啵？”一句“吸烟啵？”一句“吃了饭没？”一句“都准备齐结了没？”亲情、友情、乡情跃然脸上，让年集上的相逢变得温暖。时近正午，老街上，老街西门外，星星点点，临时盘起的炉灶旁，风葙拉得山响，灶上的炉火正红，家乡的绿豆面丸子汤，葱花饼，猪血萝卜菜大包，羊肉大葱包子，煎饼汤，成为美食，吃饱肚子，继续逛年集，买年货，方圆几里，炊烟袅袅，香味弥漫。年集上一道风景是美丽的年画，这种年画是木版彩色套印，三色的，五色的，最多是七色的，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小娃娃提着一盏彩灯，五子登科是最受乡民喜爱的年画。西门外鞭炮市，更是热闹，来自夲县车疃村、浒演村，广平县平固店村的鞭炮商，一挂一挂地比拼着燃放，噼噼啪啪的鞭炮，弥散着硫磺味儿、火硝味，给整个集市笼罩上一层浓浓的年味儿。

    腊月廿三，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二十三，糖瓜粘。”这一天又恰逢大年集，集市上更加地热闹。故乡民谣有“腊月二十三，老灶王爷上天。祭灶祭灶，年下来到，闰女买花，小子买炮，老头儿买个大边帽。”的古老流传，因此二十三的年集上，卖糖瓜的，卖锭轱辘五彩糖的，请灶王爷的，卖绢花的，卖边帽的，卖小男孩戴的镶满银铃、银花的彩色锦缎帽子的，成为年集上又一道璀灿的景象。那个年代的女孩时兴戴花，花是绢花，卖花人肩扛一个用麦秸结捆、扎缚于一个木杆上的花架，上插五彩缤纷的各式绢花，赶集人买下几枝绢花送给家中的女儿、孙女，于是新年期间，遍及城乡女孩们头上的绢花争奇斗妍，成为另一道美丽的风景。

    那时的年集，榆皮面也成了许多百姓人家采办年货的必需品。这是一种从刨下的榆树上剥下的树皮，晒干后切成小块，用大石磨或手拐小磨磨碎，再用箩筛成细面。那个时代，很多人家炸丸子、包饺子都要掺上它，尤其是由于小麦面少，有些贫困人家用高粱面、玉米面做饺子皮，容易裂开，掺上榆皮面，可以增加面粉的黏合度，保证饺子皮不开裂。

      老街大牌坊下与天棚下，聚集着更多的年味儿与人气。大牌坊下的河鲜闻名遐迩，是因为故乡的母亲河，她纵贯全县南北60余里，河面宽阔，水质优良，河里盛产鲤鱼、鲫鱼、草鱼、鲶鱼、三枪鱼、螃蟹、甲鱼、河蚌、淡水虾等水产品，虽是寒冬腊月，仍大量上市，牌坊南北两侧，一个个大笸箩里、鱼篓鱼筐里，鲜活的鱼虾、螃蟹琳瑯满目，吸引着众多赶集人围观购买。尤其是大鲤鱼，据传它比名闻天下的开封段黄河大鲤鱼更加鲜美。我的曾祖父常说:“当年蒋介石诱捕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到开封，让冯玉祥用电话告诉韩复榘，委员长在开封设宴，宴席上有韩复榘最喜欢的红烧黄河大鲤鱼，让韩复榘上了钩。在此之前，时任馆陶县长到济南给韩复榘送礼，其中有咱御河里的大鲤鱼，韩复榘曾说，比黄河鲤鱼更好吃。”年年有余，“鱼”与“余”谐音，讲究人家的春节家宴与待客，御河鲤鱼是一款上席的“硬菜”，鱼市的繁盛就成为年集的必然。御河里产的螃蟹，大的有碗口大小，蒸熟之后，色泽艳红，可以为春节筵席增色不少。熙来攘往之中，伴随着内河轮船的声声汽笛与大牌坊上一排排铜铃清脆的铃声，与河鲜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形成小城年集的又一道美好的风景。

  年集上的娱乐，丰富多彩，跑马卖解（读xie）的，拉洋片的（也叫“玩西洋景的”），唱戏的，说书的，玩杂耍儿的，应有尽有，天棚西侧路北大园子，黄家大院里，河东小街子大车店里，是几处类似老北京天桥的游乐场，赶集人买齐了年货，到那里尽兴游玩，使得老街上的年集趣味无穷。

        卫运河畔故乡小城的年集，晃若梦里，虽逾60多年，仍定格于心上。它是乡情，历久弥新。它是眷恋，情思绵绵。它是忆念，萦绕胸间。它更是永恒的乡愁，念兹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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