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教授《经济学人》里的经典句子，与你分享：
关于竞争的规则，我们需要了解，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胜出的机会就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要让所有人都同意某个规则是最公平的，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每种竞争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但是，这些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是很难得益的。
只有一种竞争方式是例外。认钱，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就不一样。如果凡事都要用出价高低来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地去赚钱。为了赚钱，人们就得生产和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务，让别人自愿购买。
这种竞争方式，会指引人们去从事一些积极的、有收益的、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福利的工作。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一下子就跟其他方式区分开了。它带来的不是多余的肌肉、不实用的知识、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带来的是社会上其他人也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正因为这样，按照出价的高低来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是最小的，由于竞争而消耗的资源是最少的。
人们为了争取想要的东西，就必须生产一些别人也想要的东西。在竞争过程中，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会迅速丰富起来。
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巨大成果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以认钱——按照出价的高低——的方式来分配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造成了我们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都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好的东西永远不够。
短缺不是供应的减少，而是指在商品的价格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通过出价的方式去竞争，还需要依靠其他非价格的方式去竞争的一种特殊现象。
出租车短缺了，是指出钱打不到出租车，人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打到车，这叫短缺。春节期间买不到火车票，人们要找黄牛党才能买到，这叫短缺。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有钱买不到吃的，买不到穿的，买不到用的，需要用粮票、布票、电灯泡票，才能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叫短缺。
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我们知道美国的农产品就经常出现过剩。很多人说农产品是一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需要扶持，因此政府要把农产品的价格拔高一些，而这恰恰是很多国家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资源价值的耗散。
在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还可能有一些工厂的老板，把房子租给自己的员工，房子的租金不会违反政府的管制，60元而已，但另外那40元老板可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说起来也名正言顺：员工能够享受低房租的宿舍，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这样的办法，老板就把损失的40元挽救了回来。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承认火车票是商品属于鸵鸟心态。
黄牛党是替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其实我们掌握了价格理论以后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
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短缺或过剩现象，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
但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显灵。那就是：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
理论是灰色的，真实故事常青。
一个社会如果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公平之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不会是公平的，但是它却离公平很近。而另一种社会，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个人权利之上，这个社会就既不能保证个人的权利，也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因为每当你要追求公平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甲和乙两个人商量，怎么逼着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还从中分一杯羹。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愿意改革的人，总拿社会稳定来当借口。不管怎样，要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不是容易的事情。
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在权衡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后，我们发现，要真正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货币补贴是更好的选择，不仅浪费更小，效率更高，而且还给穷人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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