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我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还是家人。
每天我七点左右就打开了房门，到了七点半我落座学习的时候，妹妹的房门也开了。这样的半个小时，好像成了每天的默契。父亲有时候起的比妹妹早，有时候起得晚。睡到九点钟，起来吃早饭。母亲是雷打不动的倒数第一，在母亲的思维里，吃了还不是玩，不如多睡会儿。
吃饭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吃完了，坐一会儿，我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妹妹要上网上课，世间也开始紧促起来。于是客厅就剩下收拾饭菜的母亲，和洗碗的父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父亲喜欢拉上母亲一起看，因为父亲喜欢交流，总要说点话。母亲不是很喜欢父亲选择的节目，就拿起手机自己玩自己的。父亲对抖音有一种因误解而起的厌恶，因为他有一次看到了抖音上说不抽烟的的男人就是狗。于是，自此，父亲一看到母亲玩抖音就脑仁疼。还有一点，父亲对电脑不是很熟练，有时候只会开机，有时候只会关机。母亲就是那个最后关键时候出动的人。
父亲看着妹妹一天拿着手机，就会说，以后眼睛瞎了怎么办。于是，我就会解释她要用手机上课，做作业背课文。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就可以看出，虽然我们都在一个屋檐下神火，可是心的距离不止一丈。父亲不会明白一个小学生就拥有了一部手机，那个时候读小学的他手机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手机是在1985年出现的，那个时候并不普及。也许，就是这样的年代让我们有了很多解释不通的代沟。
在这一个月的观察中，我发现母亲是那个冥顽不化的人。父亲做猫耳朵，她就在旁边坐着说了两个小时的话。他期望父亲按照她的方式来，一步也不能出错。其实这么多年，她对我的教育也是如此控制，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极了《囧妈》里面伊万的母亲。这样的教育，从我有底气开始，也就是初二，叛逆的开始。不好好好学习，在教室里前面打乒乓，在教室后面跳皮筋，回家了就和那个她称为不良少女的女孩一起玩。从一战开始，我就叛逆到了现在。从起初的互相吵架，到现在不再解释，我的心路走了八年。我可以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但是要让父母去明白孩子的心理，可能还要很多个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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