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我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还是家人。
每天我七点左右就打开了房门,到了七点半我落座学习的时候,妹妹的房门也开了。这样的半个小时,好像成了每天的默契。父亲有时候起的比妹妹早,有时候起得晚。睡到九点钟,起来吃早饭。母亲是雷打不动的倒数第一,在母亲的思维里,吃了还不是玩,不如多睡会儿。
吃饭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吃完了,坐一会儿,我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妹妹要上网上课,世间也开始紧促起来。于是客厅就剩下收拾饭菜的母亲,和洗碗的父亲。有时候,他们会一起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父亲喜欢拉上母亲一起看,因为父亲喜欢交流,总要说点话。母亲不是很喜欢父亲选择的节目,就拿起手机自己玩自己的。父亲对抖音有一种因误解而起的厌恶,因为他有一次看到了抖音上说不抽烟的的男人就是狗。于是,自此,父亲一看到母亲玩抖音就脑仁疼。还有一点,父亲对电脑不是很熟练,有时候只会开机,有时候只会关机。母亲就是那个最后关键时候出动的人。
父亲看着妹妹一天拿着手机,就会说,以后眼睛瞎了怎么办。于是,我就会解释她要用手机上课,做作业背课文。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就可以看出,虽然我们都在一个屋檐下神火,可是心的距离不止一丈。父亲不会明白一个小学生就拥有了一部手机,那个时候读小学的他手机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手机是在1985年出现的,那个时候并不普及。也许,就是这样的年代让我们有了很多解释不通的代沟。
在这一个月的观察中,我发现母亲是那个冥顽不化的人。父亲做猫耳朵,她就在旁边坐着说了两个小时的话。他期望父亲按照她的方式来,一步也不能出错。其实这么多年,她对我的教育也是如此控制,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极了《囧妈》里面伊万的母亲。这样的教育,从我有底气开始,也就是初二,叛逆的开始。不好好好学习,在教室里前面打乒乓,在教室后面跳皮筋,回家了就和那个她称为不良少女的女孩一起玩。从一战开始,我就叛逆到了现在。从起初的互相吵架,到现在不再解释,我的心路走了八年。我可以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但是要让父母去明白孩子的心理,可能还要很多个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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