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殖民头目约翰有很多有出息的子孙,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约翰200年后的一个商人后裔,来到密西根,娶了一位语言教师当妻子,生下一个儿子,正赶上火车时代,儿子一边在妈妈指导下读世界名著,一边在火车上卖报,不经意救了一个车站站长儿子,从此有机会学习发报技术。这个孩子叫爱迪生,是个发明家。
50年后约翰的一个后裔也是商人,娶了一个教语言学的中学校长当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正赶上铁丝网发报机风行美国(当然也是爱迪生发明的),这个孩子整天拿着发明家爷爷的电报技术,指挥乡亲免费使用铁丝网电话。这个孩子叫香农,是信息论之父。
我在考虑,这么以子孙有名的约翰家族,为什么几百年来却也只产生了两位有名的科学家、而在这两位科学家长期工作的地区,却有百所世界名校教育机构能成批量地生产科学家呢?用信息论能解释吗?
香农是信息论之父,他发现信息熵:,的意义是将各种机械、电子、噪音、信号、文本、声音、图像的毫不相关的东西的传输,给出了一个基本的规律以及一个词汇:信息。香农的这个发现,开创了人类对信息论的全新认识,从此,信息学独立于或者高于信息载体成为一种元学科。不仅根据热力学定律,熵是增的,在信息领域,熵也是增的,而且等价,面对熵增和信息论的发展整合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进化论的悖论,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将系统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l在完全孤立的系统中,符合热力学定律,系统最终走向完全无序平衡状态;
l在具有能量但没有质量交换的系统中,只有温度充分低时,才有稳定有序的平衡结构,这种平衡是死板的、确定的、高度依赖外界环境的、非自组织的和活力的;
l在具有能量又有质量的开放系统中,系统远离平衡态,可以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这种结构是自组织的、变化演变和充满活力的,非确定性的。
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香农说:信息即负熵;杜威说:教育即生长。三个人说这三句话几乎是同时代,教育如同阳光和引力,让学生们和学子内心按照负熵的模式高度有序,那么作为阳光和引力的教育机构,在远离平衡态的现代社会中生存,学校何耗散呢?
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晚年钻研的是生命的信息原理至今还有人痴迷于深山老林修炼和封闭四书五经教育的,类同第一种情况,在一个完全的孤立系统中,教育作为一种负熵行为是不会发生的,信息最后达到完全无序,信息无序文明和教育也不可能独存,前些年经学教育的惨痛教训可见一斑。
第二种有点象传统社会的K12教育,只要保证温度足够低(教育标准是基础不变的教育、养育为主、安全幸福为主),教师的配偶是教师,教师的子女是教师,只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而不发生质量交换,平衡会发生、超稳定的教育照样会存在。
1919年,史量才、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与杜威和师母合影,后排的陶行知将老师杜威的理论翻译得很有文艺范:教育即生长第三种就有点像今天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培训机构等的现代教育机构了,教育目标与环境密切融合、教育中的质量与能力与精彩世界水乳交融,这种时候,唯一能产生稳定的是耗散结构,学校可以是一个耗散结构,它是有机的、充满活力的,却是不确定的和进化的。
好了,我们回到爱迪生和香农所需要的教育,由于养育这样两个高标准的人所需要的耗散结构(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标准的标准基础教育),需要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能量(发明、商科、工科、文学、时代信息),将低级形态的能量(物流、生活、食物、绿化、校舍)排给环境,耗散的稳定是以环境的无序(捣蛋、混乱、故障、爆炸、爱迪生孵小鸡、香农玩杂耍)作为代价的,学校比家庭更能创造这样的耗散结构适合天才的发展,因此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更容易复制天才的学生,而约翰家族400年才能出两个科学家。家庭不容易产生持续的人才高地的原因还在于,普林斯顿大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教师(比如爱迪生妈妈和香农妈妈那样的、香农和爱迪生爸爸那样的、爱迪生教父和香农爷爷那样的),排除低形态的教师(退休的和不合格的),但是约翰的子孙们,可不能随便选择和辞退自己的妻子和选择父母。
回看2000年来教育机构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生命形态(比如胎教、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终身教育、培训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形态需要从外界吸收越来越高的形态的能量(稳定的、创新的、全球的、及时地、社交化的、体验性的),将低级形态的能量释放出来(社会服务、教育配套、网络信息支持、教育技术支持),这种稳定的耗散教育也是以环境的无序化(公司的消亡、网络的普及、大家庭甚至小家庭的解体、婚姻的短暂化)作为代价的。
也就是说:虽然我重视家庭交的作用,但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家庭结构都还可能变化,学校仍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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