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生命历史的一个片段。
人类社会所有的行为，包括我们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我们血液里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现在我们用饲养取代了捕杀，并不是我们变仁慈了，而是为了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以前我们用战斗来解决边境和财富的争端，战败的人要么被杀，要么变成奴隶。现在没有人会再成为名义上的奴隶，但被家庭和工作所牵制的我们，何尝又不是一种新形式的“奴隶”......
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只不过，群体取代了个体，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竞争的主体。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
我们的种群成为了竞争的主体，它们承担了主要的竞争压力，也经受着生存的考验。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也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
失败的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也一点都不比失败的个体少。要么被彻底的灭亡，就像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要么就被分解或截肢，就像曾经的中国和土耳其；要么就被重新拼凑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公司被倒闭，被拍卖，组成它们的各个元素，就像组成肉体的营养物质一样，被新的公司所吸收、消化，帮助它们发展壮大。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
“生命”--也可以被称为“自然”--不相信平等，因为我们生来不平等：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种族、文化、宗教、习俗等等，每一种都在塑造着不同的个性和特性。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和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和平等的结合也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平等需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自由又天生会造就不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
比较中国与自由的”灯塔“的美国在新冠防疫上的表现，也许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
”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它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正像成千上万的精子互相竞争让一个卵子受精。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
大自然用数量给生命续上了“反脆弱性”。有一种叫做“蜉蝣”的昆虫，它有“漫长”的长达3年左右的幼虫期，变成成虫之后，却只有不到一天的寿命。在这短暂的成虫时光，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繁衍下一代，直至死去。这种看似弱不禁风的昆虫，却已在地球上存在了3.5亿年。也就是说，它们目睹了无数比它们高级的多的生物的灭亡，并且，还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目睹人类的灭亡。
高生育率也让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变。因为高出生率，美国正在经历拉美化，欧洲正在经历伊斯兰化。随着东亚国家也陷入到低生育率的陷阱，也许在东亚也会经历与其他发达地区类似的变化。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也许科技能够让地球承载更多的人口，但同时也会让生态变得极其的脆弱。可以预计的是，一旦平衡被打破，大自然仍然会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达到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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