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佛经，最常见的词汇有“三藏”、“九分教”、“十二品经”等等，这些是佛教内部对佛经的归类方法。
三藏包括经、律、论三部。“藏”,原意是装东西的箱子。古代印度没有纸张，采用贝多罗树叶加工而成的贝叶刻写经典。一部经文需刻写许多张贝叶，刻完后把贝叶之间穿孔系绳，两头用木板夹紧。僧侣们制成贝叶经后，往往把同一类经文装入一只箱笼之中，就称作藏。佛教典籍分类固定后，“藏”也就是成了分类的代名词。
“经”,指的是释迦牟尼宣说的佛教教义，由弟子们根据记忆记录整理而成。
“律”是弟子们追记的，佛陀生前制订的有关僧人修行、生活方面的准则。
“论”是由佛弟子们撰写的，阐发佛教理论的著作。
在佛教徒看来，经和律是佛亲口所说，有金口玉言的效果，决不容许有丝一毫的误传。经具备最高的权威性。律是弟子们修行生活必须遵循的原则。论是历代高僧的论著，或者附会为菩萨的论著，作者并不具备象佛那样洞察三世十方的最圆满的智慧，所以只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律、论三者的作用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一旦牵涉到建宗立派，论的地位就水涨船高了，一个宗派的建立除了要尊奉某几部经之外，还必须有本派僧人所撰述的论著。这些论著的作用在很多时候要超过经的作用，成为一派僧人日常必修课目。
关于经的权威性也不是那么简单。汉译佛经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不少中土人士伪造的经典，为此各宗派僧人也是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往往视该经有没有梵文原本而定。如果我们仔细推究梵文经典又何尝就是真正的经典呢？释迦牟尼一生不可能宣说了那么多，至今无法确定数量的经文。因而，梵文经典中非佛所说者应不在少数。
一位印度学者曾感叹说，印度未必是个最有灵气的地方，但印度人非常爱宣说他们所领悟的道理。诚如所言，古印度的思想家们不但善思而且善辩，开口动辄就是几十颂、几百颂说个不停。印度人伪造经典的本事远在中国人之上，伪托神灵的爱好也决不会落中国方士们的下风。今天看待佛教，要从它整体发展脉络上进行把握，关于伪经的争落可以告一段落了。
三藏的出现随即产生了一批专门研习三藏的僧人。专修经藏的叫“经师”,专修律藏的叫“律师”,专修论藏的叫“论师”。如果经、律论三藏兼通，那么就可以得到“三藏法师”的尊称。这个称号可来得不那么容易，要经得住学问的考验才行。唐玄奘又号唐三藏，就是标识他的学问渊博之意。
根据某些佛经的说法，小乘经典又可分为“九分教”。比如《法华经·方便品》里区分九分教为：
1.修多罗，意为“经”、“契经”,“法本”,指以散文形式组织而成的经文。
2.伽陀，意为“讽颂”、“孤起颂”,指以偈颂形式组织的经文。
3.伊帝日多伽，意为“本事”,释迦牟尼所说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4.阇陀伽，意为“本生”。释迦牟尼所说自己前世的故事。
5.阿浮陀达摩，意为“希有法”,“未曾有”,说释迦牟尼及弟子们的神通变化故事。
6.尼陀那，意为“因缘”、“缘起”,说释迦牟尼说法的缘由。
7.阿波陀那，意为“譬喻”,用各种譬喻故事来解说佛教教义。
8.耆夜。意为“应颂”,“重颂”,用颂偈的形式把已宣说的教义约略地复述一遍。
9.优婆提舍，意为“论议”,是探讨诸法意义的经文。
上述九分教是小乘经典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有的经典说大乘九分教，但并不常见。此外在小乘向大乘转化的时期又有十二分教，总分小乘与大乘经典。十二品经是在九分教基础上产生的，除原有的九种之外，另加三种：
1.授记。释迦牟尼预言自己弟子将来的因果造化，以及成佛时间、地点、名号等。
2.无问自说。没有人提问，佛自己开口宣说的经典。如《佛说阿弥陀经》。
3.方广。指释迦所说的大道理，不局限于苦、空、无常。方广是大乘的代名词。
十二品经又称作十二部经，是佛教常用的佛典代名词。后来又有人列出具体的十二部经，自当别论了。
中国禅宗又有一类特殊的佛学著作，叫做语录，传灯录。禅宗一向标榜自己不立文字，但事实上他们所记载的各式各样的语录、公案可能是中国佛教各宗的著作所无法比拟的。禅师的日常用打机锋棒喝等法接度后学。他们同时又认为把一些成功、不成功的个案记录下来，让有悟性的后来者参悟，也是同样有效果的。历代禅宗编纂的语录很多，有的专记一位禅师的言行，有的合录诸位禅师的言行，同时附加作者等人的简评，构成了禅宗所特有的著作形式。
“传灯录”,又叫“灯录”、“灯史”,是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它按照禅宗历代僧人的法师传法体系，摘取一些突出的传法因缘加以记录，所以实际上是禅宗思想史著作。著名的灯史《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这五家灯录后来被宋代普济禅师删繁合并，成为《五灯会元》。
另一类记载僧侣事迹的佛教著作是“僧传”,即佛教僧人传记。僧传一般分三类：一是综合记录某个时期佛教界代表人物活动情况的传记，所记人物颇多，反映总体的时代风貌，著名的有梁宝唱的《名僧传》,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宋赞宁的《宋高僧传》,明明河的《续补高僧传》等等，这一类传记共记录了从佛教初传中土直至明代有代表性的僧人3000多人。第二类是专门记载同类僧人的类传，著名者有梁宝唱的《比丘尼传》,唐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北宋惠洪的《禅林僧宝传》,作者不详的《东林十八高贤传》,南宋士衡的《天台九祖传》,清悟开的《莲宗九祖传略》,这些都是专门记载某宗、某派、某种身份僧人的传记。第三类是记载著名僧的别传，如东晋法显在历游印度后所作的《法显传》,隋灌顶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慧立撰，专门记叙唐玄奘的生平事迹。
僧传最初记载那些名气大的僧人，比如梁宝唱的做法就是专记一些出了名的僧人。但是，与他同时代的慧皎认为，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名声确定不了德行的高低和修行的好坏，所以应该记高僧而非名僧。这种观念为后人所接受，以后的僧传大多重视记载那些佛法修为高，品行高尚，或在某个方面有专长的僧人，那些为朝廷所看重的僧人倒有不少未能罗列在内。这也是佛门治史严谨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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