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的自反批评

自反批评是一种作家自我观照的批评。它体现着作家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审视、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质。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尖锐的否定态度是其重要特点。只有通过冷静而严格的自反批评，作家才能发现自己的缺陷和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存在的问题，克服自己的局限，将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和高度。没有建构起可靠的价值观体系、没有对文学的根本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对世界的虔诚而谦卑的态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反批评。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批评总是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它意味着冒犯和冲突，常常使人尴尬和蒙羞，因而纯然是一种消极的现象。这显然是一种肤廓的印象。虽然，批评有时确实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会使人产生短暂的沮丧感，但是，它提醒人们正视问题，激励人们反思缺陷，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如此说来，批评不仅不是消极的破坏性力量，而且还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性力量。

事实上，无论对个人来讲，还是对社会来讲，批评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借助批评的力量，个人才能获得进步；也只有借助批评的力量，社会才能得到发展。一个具有良好修养的人，就是一个具有成熟的批评意识的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的批评习惯的社会。批评性既是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对文学来讲，批评如果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与其他形式的批评同样重要。批评意味着文学的自觉和写作经验的成熟。如果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成长为优秀作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批评，是一种复杂的高级形态的批评模式。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文学批评，我们有必要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那种简单化的文学批评认知模式。我们应该将作家的批评意识和批判能力，当作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来研究。

就文学的内部关系看，批评至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批评家的批评，一种是作家自己的批评。批评家的批评可以称作“外在批评”，作家自己的批评可以称作“内在批评”。“外在批评”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话，而“内在批评”则是作家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如果没有批评家的独立而可靠的外在批评，作家就无法听到具有专业水准的批评声音；如果没有足够成熟的内在批评的意识和能力，作家就无法将自己的写作提高到自觉和成熟的水平。

优秀的作家就是自己的第一批评家。面对自己的创作，他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反思的能力，甚至有自我否定的勇气。他与自己拉开距离，将自己他者化和对象化，对自己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解剖。果戈理之所以烧掉《死魂灵》第二部，托尔斯泰之所以总是对自己的创作不满，之所以总是否定自己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良好的自我批评能力，都是自己的毫不宽假的“第一批评家”。这就意味着严格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批评，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内在批评”，而是高级形态的“自反批评”。

一、何谓“自反批评”

要解释和界定“自反批评”，得先来考察“自反”这个概念。

表面看，“自反”似乎不过是一个很时髦的“洋话”，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和外来的社会学概念。在数学理论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x，x)属于D总成立，则称那个由D规定的关系具有自反性。自反性也称“反身性”。一个元素如果等价于自己，那它就具有反身性；这个元素是怎样的，就决定了它的等价元素是怎样的。这样的定义，也许确乎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但显然无助于我们说明“自反”概念和分析“自反批评”问题。

在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中，自反性(reflexivity)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也是知识社会学中的概念，指原因与结果的循环性关系，尤其指认识或信仰建构之中的循环性因果关系。自反显然是一个渗透性和扩张力很强的概念。它业已把自己柔软的青藤，缠绕到了很多学科的枝干上，于是，便有了认知的自反性、阐释的自反性、制度的自反性和自我自反性等多种延展出来的范畴。但这样的概念体系，对我们解决“自反”问题，似乎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事实上，略加考索，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自反”，实实在在是一个很古雅的中国话语，有着清晰的来路和可靠的出处。《礼记·学记》中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孟子·公孙丑上》中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管子·戒》中则说：“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自反”一语，王文锦在解读《礼记》的时候译解为“自我反省”；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失注，但焦循的《孟子正义》有解：“人加恶于己，己内自省，有不义不直之心，虽敌人被褐宽博一夫，不当轻惊惧之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②唐人房玄龄注、明人刘绩补注《管子》的解释是：“博学而不反修于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③清人黎翔凤《管子校注》也袭用了这个解释。④将“自反”理解为“反修于其身”，虽然也讲得通，但显然不如“反省”更为准确。可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自反”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即“己自内省”，更准确地说，即“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之义也。这样，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为内涵的“自反批评”，就是一个有所依本的合成概念；它不仅堪称规范，而且语义明确。

那么，“自反批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美丽，敏感，充满活力。她有一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一双能看得见自己眼睛的眼睛：“她觉得自己简直可以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眼睛的光芒。”⑤一双能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的眼睛，就是一双非凡的眼睛。莎士比亚笔下的许多人物，则有一种“肺腑自语”的能力，即“另一个内在的自己，对这一个外在的自己的分析和评价”。⑥即便克劳狄斯那样的人，也能看到“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我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⑦所谓“自反批评”，就是有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眼睛的批评，就是能像克劳狄斯那样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的批评。

用规范的学术语言来表述，所谓自反批评，就是一种作家自我观照的批评，是作为批评者的作家以自己作为批评对象的反思性批评或反省性批评。它是作家与自己的对话活动，是作家反思自我和认识自我的有效方法。它体现着作家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意向，具有自我审视、自我质疑和自我批判的性质。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尖锐的否定态度，是自反批评的重要特点。就此而言，那些自我肯定和自我赞扬的批评，就不属于自反批评的范畴。

事实上，自反批评既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实践能力；不仅是一种面对文学的态度，而且是文学写作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方法和技巧。所以，只有掌握了自反批评这一宏观性的方法和技巧，作家才有可能不断突破自己的写作困境，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才有可能最终理解和掌握那些具体的写作技巧和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反批评的能力，一个作家不仅无法在文学的意义上深刻地认知自我，也无法获得完美的写作技巧。

然而，自反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天性来看，人在自我认知上，往往有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倾向。只有那些自我意识高度成熟的人，只有那些对精神成长的规律和真理有深刻理解的人，才有可能大度地、喜悦地接受别人的质疑和批评，也才有可能自己对自己进行严格的批评。

一般来讲，一个作家的人文修养和文化素质越高，自我意识和文学意识越是自觉，写作经验越是成熟，超越自我的愿望越是强烈，那么，他的自反批评的意识就越是自觉，自反批评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他的自反批评意识就越弱，自反批评能力也就越差。一个具有自反批评能力的作家，就是一个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的作家，就是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作家。

文学创作上的自反批评，作家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只有经由这种充满痛苦的自反批评，一个作家才能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部作品的写作中，将自己的写作提高到较为理想的高度。但是，接下来，新的不满、焦虑和痛苦，又开始折磨着他。他必须通过严格的自反批评，克服内心的消极状态，重新找到在写作上超越自我的可靠路向和策略。舍斯托夫甚至将痛苦和失败看作写作的经常状态。他在《无根据颂》中就认为：“创作是不间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创作者的一般状态，是不确定性、未知的、是对明天失去自信的精神的一种炼狱。”⑧对舍斯托夫来讲，不完美是创作的根本性质，而对一切的怀疑和不确定，以及由此而来的烦闷，则是创作者的基本心理状态。这种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这种精神上的烦闷，就是自反批评的基本特征。如此说来，自反批评也就是创作者的基本状态，是一种与创作始终相伴的意识和行为。

二、自反批评的两个伟大典范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米歇尔·蒙田，就是一位具有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的作家。他把“指摘自己的过错”变成了一种习惯，随时准备自己揭示“自己的劣质”。他认为，“我们应该随处把它们抖出来，剥掉它们一切遮隐物。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大胆地随时和自己的劣次论质还价”。⑨他倾向于用严格的尺度和标准来评价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从不自吹自擂，孤芳自赏：“我这本书只配放在书架的一角，博得邻人与亲友的喜欢。他们会高兴地借此和我相叙，与我再细细倾谈。别的作者都着意谈论自己，他们认为这一题材丰富而且有价值，可我却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贫乏浅薄，因此我不容许本人卖弄自己。”⑩一个人，只有当他摆脱了狭小的自我意识，摆脱了可怜的虚荣心，他才有可能勇敢而自信地审视自己，才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自反批评。不仅如此，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超越自我，还应该将世界和人类置于自我之上，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对自我的过度迷恋，而无原则地自我肯定，从而排斥自反批评和自我否定。蒙田尖锐地批评那种狭隘的自我意识：“我们个个都被挤压和堆积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目光缩短到和我们鼻子一样长。有人问苏格拉底是哪里人，他并不回答‘雅典人’；却答道：‘世界人’。他，他的想像更丰富、更广阔，包揽着宇宙正如包揽着他本城；他的认识，他的社会，他的挚爱普及全人类，而不是像我们只顾到我们的脚底。”(11)蒙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作家。他的自反批评精神，就是他的良好的人文修养和伟大的人类意识的反映。

卡夫卡也是一位自反批评意识极为自觉的作家。他知道，作家的精神发展和写作进步，最终决定于作家自己的内在自觉，决定于他是否能从不自觉的无意识世界里突破而出。他在古斯塔夫·雅诺施记录的《谈话录》中说：“人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也是他自己的杰作，是不断突破现有界线、使迄今为止仍蒙在黑暗中的东西变得明晰可见的魔鬼。”(12)人的成长，本质上是精神成长，所以，他不是像植物一样，仅仅在形式上自下而上地变化，而是要在心灵上发生自内而外的变化。所以，卡夫卡说：“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13)一般人的“生长”规律是这样，那么，作为处理人类精神事务的作家，就更应该追求精神生活上的成长和成熟。

在卡夫卡看来，作家不能让自己停留在一种黑暗的无意识里，而应该通过切实的努力，把自己提高到被理性之光照亮的意识世界：“沉浸于自身并不是沉落到无意识之中，而是把模糊地预感到的东西提升到明亮的意识表层。”(14)跟其他艺术比起来，文学更是一种理性的创造活动。卡夫卡把音乐跟文学进行比较，揭示了它们的巨大差异：“‘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向更高的层次。’”(15)也就是说，作家应该具有比其他艺术家更加成熟的意识和思想。这就等于强调，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作家都要有更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和更强的自反批评能力。

没有建构起可靠的价值观体系，没有对文学的根本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对世界的虔诚而谦卑的态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反批评。卡夫卡的自反批评意识和能力，就来自他对文学的精神、使命的深刻理解，来自他对作家的任务的明确认识，也来自他的近乎谦卑的虔诚态度。他将文学创作当作一种“唤醒人们”的、“倾向于祈祷”的力量：“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种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16)卡夫卡将文学当作一种应该积极发挥力量的精神现象。文学应该是从心灵视界投射出来的光，应该是照亮人和温暖人的精神之光：“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17)只有爱和耐心，才能提供最有力量的帮助：“胆怯的自我界线只有用爱才能突破。人们必须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的枯萎死亡的树叶背后看见幼嫩鲜亮的春绿，耐心等待。耐心是实现一切梦想的唯一的、真正的基础。”(18)狄更斯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甚至将这位伟大作家当作自己效法的榜样。而狄更斯之所以让他热爱和着迷，就是因为他有能力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按照卡夫卡的回答，就是他“对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内心之间保持的平衡，他对世界和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出色而又简单的描写，他的非常自然的匀称。当今大部分画家和作家缺少这些东西”。(19)卡夫卡本质上是一个像狄更斯一样温暖而仁慈的作家，一个像托尔斯泰一样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所以，他心目中的伟大文学，就是在情感态度和伦理精神上达到很高境界的文学。

因为有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和很强的自反批评能力，所以，卡夫卡总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劣处”和不足。他在1912年8月14日致罗沃尔特的信中说：“作家最普遍的个性表现于每个人都以完全独特的方式掩盖自己的劣处。”(20)但是，卡夫卡从不“掩盖”自己的“劣处”，更不对自己的作品自吹自擂。根据自己的文学理想，他对自己的创作并不满意。

作为一个自反批评意识极为自觉的作家，卡夫卡从不认为自己的创作达到了理想的高度。所以，他对特别喜欢自己作品的古斯塔夫·雅诺施说：“您对我的评价过高了。您的信任让我沉重。”雅诺施认为卡夫卡是“火、光、热”，但是，卡夫卡却不接受这样的赞美：

    “不！不！”他一边摇头，一边反驳说，“您错了。我这些随便涂写的东西不值得订成皮面精装书。这只是我个人的噩梦。根本不该印出来。这些东西该烧掉、毁掉。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21)

冷静的自反批评态度、成熟的自反批评意识、严格的自反批评标准，都使卡夫卡更倾向于发现自己写作上的问题，甚至使他毫不讳掩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作品。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情感太冷，色调太暗，缺少那种能给人光和热的东西。所以，他很真诚地对雅诺施说：“如果我们帮不了什么忙，我们就只能沉默。谁也不允许用自己的绝望去恶化病人的状况。因此，我的全部拙笔都该毁掉。我不是光。我只是在自己的荆棘丛里迷了路。我是死胡同。”(22)卡夫卡对自己的否定，近乎无情。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人类的困境和内心的觖望，但是，缺乏足够多的热情和信心。他为此感到不安。毕竟，人们阅读作品固然要了解人性之恶和生活之残缺，但也要感受人心之善良与生活之美好。所以，单单以近乎绝望的调性叙述生活中的灰暗和异化，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种不完美的文学现象。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卡夫卡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自己的不足。人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23)他敢于说出“反对我自己”这样的话，也敢于坦率地“反对自己的狭隘和惰性”。(24)一个敢于“反对自己”的作家，就是一个思想和人格高度成熟的作家。一个不成熟的作家，因为缺乏自反批评意识，经常将自己芥子之微的作品，夸成须弥山；一个成熟的作家，因为具有严格的自反批评意识，却常常将自己须弥山一样伟大的作品，视为芥子之微的作品。卡夫卡就是那种具有成熟的自反批评意识的伟大作家。

由于具有成熟的文学意识和自反批评能力，所以，卡夫卡对文学写作本身也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卡夫卡反对那种依靠“熟练的技巧”进行创作的作家。在他看来，写作像孕育生命一样，是一种充满痛苦的精神创造活动，所以，不可能单靠熟练的技巧来解决问题。他对那些仅仅靠着技巧写作的人深恶痛绝，称之为“骗子”：“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25)作家应该像一团火，他应该将自己全部的爱、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写作中。正是这样的文学理念和自反批评意识，使他彻底否定自己的作品，也使他彻底克服了“技巧拜物教”，彻底克服了唯美主义的谬误和偏见。

总之，伟大的作家通常都是具有成熟的自反批评意识和自反批评能力的作家。他们把自己当作冷静认知和解剖的对象，而不是当作自我欣赏和自我迷恋的对象。正是借着自反批评的巨大推力，具体地说，正是通过对自己的缺点和“劣处”的发现和分析，正是通过对文学上不完美的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他们将自己的写作提高到了成熟而伟大的境界。

三、路遥与陈忠实：基于自反批评的超越

一个具有自反批评意识的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超越精神。他清醒地知道，写作的成败决定于作家人格的发展状况，决定于作家意识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作家的修养所达到的境界，所以，作家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实现精神内部的成长，自己帮助自己克服感觉上的迟钝状态，自己帮助自己摆脱意识上的混沌状态和思想上的蒙昧状态，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样，他就必须是一个随时对自己进行观察、反思和批评的“自反批评家”。

在当代作家中，路遥的自反批评意识无疑是极为成熟的。他从不满足于自己已经获得的文学成就。无论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和荣誉，他绝不会使自己飘飘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对他来讲，文学上的自负和骄傲，是一种极为浅薄的表现，而按照一个固定的套路重复写作，则是懒惰和可耻的。他在《作家的劳动》中说：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它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26)

路遥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以充满哲理意味的深刻表述，揭示了自反批评的本质、意义和原则。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如果总是“自我欣赏”，总是喜欢别人“抬举自己”，那么，他注定成不了优秀的作家，也注定“不会有什么出息”。相反，如果他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别人的批评，能自己不断地批评自己，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他就有可能写出“原子弹也炸不倒”的好作品。路遥揭示了文学写作领域的一个动力学原理：在文学写作上，有的时候，肯定就意味着否定，否定则意味着肯定；过度的自我肯定，必然导致削弱创造力的否定性后果，而经常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则会带来强化作家创造力的肯定性效果。

路遥的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就属于典型的作家自反批评。正是靠着这种成熟的自反批评，路遥的写作才两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台阶式的提升和进步。与《惊心动魄的一幕》比起来，《在困难的日子里》摆脱了僵硬和公式化，显得更加真实和亲切；与《在困难的日子里》比起来，《人生》摆脱了过于单纯的理想化和略显简单的叙事方式，显示出更加深刻和更加复杂的成熟风貌；与《人生》比起来，《平凡的世界》则摆脱了观念与经验相扞格的局限，仿佛纳小溪而成大河，显得更加辽阔而深沉。与他的所有小说比起来，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简直就是一部以作者自己为主人公的特殊形态的小说——它将抒情、议论和叙事融合起来，像一首悱恻的咏叹调，又像一首雄浑的交响乐，包含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对自己的写作，作家必须有严格甚至严厉的态度。他要用鹰的眼睛，要用猎犬的嗅觉，来发现自己写作上的问题和作品中的瑕疵。路遥在一次演讲中说：“你要真正干一件事的话，你就不要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就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还应该怎么做，对自己要严厉一些。”(27)对作家来讲，所谓“批判自己”，就是通过严肃的自反批评来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从而达到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成熟的自反批评意识和自反批评能力，路遥就不可能在写作上不断超越自我，就不可能获得现实主义写作的巨大成就。

像路遥一样，陈忠实也是一个自反批评意识极为自觉的作家。他朴实，谦虚，低调，绝无在许多作家身上惯见的跌宕自喜的浅薄，更无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负。他知道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他在《五十开始》一文中说：“一个人(尤其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如果永远处于自信状态而从来不发生自卑的心理，这个人的创造智慧将不仅得不到最好的发挥，反而会受到损害。道理很简单，没有一定的自卑，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自我批判，因而就很难找准自己的新的创造目标和新的创造的起点。自卑未必不好，只是不要一味地自卑；自信是所有创造理想的前提性心理准备，然而自信也必须是经由反省之后重新树立的新的蜕变之后的自信。”(28)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总是为自己不成熟的写作状态而焦虑，常常为如何超越自己的写作困境而苦闷，而探索。他在《创作感受谈》中说：“认真冷静地甚至痛苦地解剖以往既成的作品，考虑那些并不顺耳的批评意见(当时曾觉得是没有必要考虑的意见)，真有些道理呢！简直批评得太客气了，实际上要比那些意见严重得多，必须改变，必须克服，必须有更强的艺术表现来表现已经意识到的生活内容。”(29)他接受了批评家的质疑和否定，进而看见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他意识到了“改变”和“克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知道，如果不彻底否定自己“既成的作品”，不克服自己写作存在的问题，那么，自己未来的写作注定不可能成熟起来。

陈忠实知道创新对于文学写作的意义。创新就意味着摆脱和改变。只有摆脱旧的模式，只有改变自己旧的意识和方法，才能获得一种新的意识和能力，自己的创作才能更上层楼、面目一新。所以，他要求自己：“必须坚定信念，心肠冷酷，坚持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因为读者花时间去读任何作品时，最讨厌那种似曾相识的现象。”然而，这种否定旧我、建构新我的过程，注定不会轻松容易，注定是一个充满“苦闷”的艰难过程：“苦闷是不可避免的。苦闷是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否定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是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的一种力量。”(30)陈忠实以巨大的耐心，承受住了“苦闷”对自己的压迫和考验。他从“自我否定”中找到了突破自己的动力和方向。

事实上，陈忠实要面对的困扰、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严重。他的心上压着往昔失败性写作的巨石。他必须勇敢地直面和反思自己过去写作上的失误和教训。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他没有逃避对自己的反思和否定。他很早就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写作。他在《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中说：“在《陕西文艺》存在的三四年里，我写作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说，1973年发《接班以后》，1974年发《高家兄弟》，1975年发《公社书记》，一年一篇。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31)他从“思想理论”和“文学写作本身”两个方面完成了对自己失败经验的反思。

十年后，陈忠实写了一篇题为《六十岁说》的文章，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回顾和更加深入的反思。他叙述了自己在写作上经历的两次重要的自反批评。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秋天。通过四个月的反省和努力，他实现了这样一个目的，即“以真正的文学来摈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从而“进入文学的本真”；(32)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并通过接受“人物心理结构学说”，实现了“对以往创作的颠覆”。通过这两次否定自我的自反批评，陈忠实实现了对旧的写作困境的突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33)

这是一段重要的经验之谈。从这些关于写作的真理性的话语里，我们认识到了自反批评对于作家的创造性活动的意义，也认识到了“自我否定”在文学写作上的精神动力学规律。

陈忠实1986年的自我反省，或者说自反批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次充满危机感和焦虑感的自反批评。正是在这一次自反批评中，他发现了自己过去的创作所存在的巨大问题。那是一种近乎失败的、几乎没有意义的写作。靠着这样的写作，自己不可能留下有价值的作品，而他也将“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34)他必须来一次“指向自己的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他对文学创作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写作“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只指向自己”；“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新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35)陈忠实的这次严格的彻底否定自我的自反批评，给他的小说写作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和提高。他不仅完成了与过去的写作和经验的心理上的“剥离”，而且，脱胎换骨完成了文学精神和文学写作上的蝶变。

路遥的自反批评所带来的创作进步，是阶段性和阶梯感很明显的不断跃升——由《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五级水平提高到《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六级水平，再由《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六级水平提高到《人生》的七点五级水平，再由《人生》的七点五级水平提高到《平凡的世界》的八级水平。由于《人生》已经接近八级水平，所以，很多读者几乎感觉不到《平凡的世界》的跃升，某些不认真阅读的读者，甚至低估《平凡的世界》的价值，认为它的艺术成就没有《人生》高。

比较起来，陈忠实的自反批评所带来的写作进步，则是跨越式甚至飞跃式的——从《四妹子》和《蓝袍先生》的五级水平，一下子跳跃到《白鹿原》的八级水平。陈忠实的自反批评所带来的变化和成就，使人有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感觉：哎呀！一个才具平平的作家，一个顶多算得上二流的作家，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令人惊叹的第一流的杰作呢？

唉！怎么不可能呢？如果你知道陈忠实为了超越自己，体验了多少焦虑和苦闷，进行了多么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多么痛苦的自我否定，你就会明白，严格而彻底的自反批评会给一个作家带来多大的变化，会帮他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奇迹，你就不再会觉得他写出《白鹿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白鹿原》的出现，不仅使陈忠实成为当代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使他实现了自己可以在文学上声名不朽的愿望，而且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多了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他的成功和收获，很大程度上，都是深刻的自反批评带来的。

是的，《平凡的世界》仿佛一座山，一座远远望去似乎并不高大的山，然而，在黄土高原雄浑而苍茫的背景上，它显得朴实而温情，庄严而深沉，别有一种令人爱之不舍的魅力。《白鹿原》则仿佛平原，辽阔，坦荡，以母亲般的怀抱养育着生命，又以父亲般的坚韧承受着苦难；它蕴含着沉重的生命意识，表现着伟大的伦理精神，显示出非凡的经典气质。

显然，无论是《平凡的世界》的大山般的崇伟，还是《白鹿原》平原般的深厚，都与两位伟大作家的自反批评分不开。若无自反批评之助力，就不会有他们在写作上的辉煌超越和巨大成就。

通常情况下，喜欢听人赞扬，害怕被人贬抑，是人们的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倾向，也是很多作家普遍的心理习惯。在排斥批评方面，有些中国当代作家的过敏反应，似乎尤其严重。他们害怕被别人质疑和否定，也很少严格地自我质疑和自我否定。

那些自反批评意识匮乏的当代作家，既缺乏接受他者批评的意识，也缺乏自反批评的能力。他们没有优秀作家因为超越自我而产生的那种深刻的焦虑和苦闷，也没有因为深刻的反思意识而产生的对自己的尖锐怀疑和强烈不满。这样，他们就很难突破自己的认知结构，更没有能力摆脱自己的精神困境。

缺乏自反批评意识的作家习惯于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下，不断地、连篇累牍地重复自己。他们的作品数量很大，但质量低劣，因而，这些巨大的数量，便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他们把自己的写作降低到了“消极写作”的水平。这种“消极写作”既缺乏艺术上的新意和美感，又缺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美好的道德诗意。在美学上，它是粗俗的；在伦理上，它是粗野的；在认知上，它是浅薄的；在勇气上，它是怯懦的。从很多方面来看，“消极写作”都是一种无足称道的、彻底失败的写作。

对于那些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而又缺乏成熟自反批评能力的、著名的“消极写作者”来讲，不断地写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长期的写作，使他们摸索到了一些消极写作的窍门。他们懂得如何用这样的窍门炮制文学赝品，正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要制造这样的赝品，在每一种艺术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规法和诀窍，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这些规法和诀窍，就可以毫无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这样的赝品来。”(36)别林斯基也曾尖锐地批评制造赝品的“多产”小说家玛尔林斯基。在他看来，这位作家的“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深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在姓名而已，在每一个新作品里都重复自己；词藻多于思想，大言壮语的叫嚣多于感情的流露”。而他之所以多产，“不是由于才禀的卓越，不是由于创作活动的过剩，而是由于写作的熟练和习惯。只要你有一些才禀，读书养性，积聚了些概念，给这些概念加上性格的烙印，那么，你就提起笔来，从早写到夜好了。最后你就会学得这样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心情下，写任何你所想写的东西；如果你想到了几段浮夸的独白，你就不难把长篇小说、戏剧、中篇小说凑合上去；不过，得留心一下形式和文体：它们必须是独创的”。(37)托尔斯泰对制造“赝品”的作家的批评，别林斯基对玛尔林斯基的批评，完全可以直接移过来批评我们时代泛滥成灾的“消极写作”。我们时代许多缺乏自反批评意识和能力的“著名作家”，都属于这样的“消极写作者”。

如果作家缺乏自反批评的能力，那么，读者和批评家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因为，正像英国批评家约翰逊所说的那样：“众所承认的优秀作家如果作品存有缺陷，往往危害较大，因为他们作为榜样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学术的要务就在于先将优秀的作家挖掘出来，再从他们身上寻找‘污痕’，如此方能把他们确立为经典的作家、权威不容置疑的前辈。”(38)批评家也许无法帮助那些“消极写作”作家摆脱困境，但是，他们可以给读者提供可靠的、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使读者不至于将萧艾当作兰蕙，将劣作当作佳作。

    1894年8月15日，契诃夫在致苏沃林的信中说：“庸俗作家跟自己的读者一块儿犯罪，而小市民作家却跟他的读者一块儿假充正经，而且阿谀他们狭隘的美德。”(39)但愿我们的作家不要让自己跟读者“一块儿犯罪”；但愿我们的读者和批评家能成熟起来，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至少，不要无原则地阿谀那些不值得赞美的作家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