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走的时候，王阳明请他给黄绾和方献夫分别带去了书信。
方献夫复出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给方献夫的信中，王阳明一方面对有方献夫这样的同志感到高兴，说大家只是所选的路径不同，志向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王阳明则对方献夫、湛若水“牵制于文义”，论说太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只会加重世人的困惑。方献夫和湛若水都曾经寄送自己解读经典的著作给王阳明，而王阳明如此反应，大概也就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乡愿的束缚。
久别的湛若水和黄绾重新在京师相聚，当时担任京官的还有应元忠、王公弼、欧阳德、萧子鸣、钱汝冲、郑窒甫等，这些人相继请湛若水给他们讲讲治学之道，湛若水一开始说，他和黄绾相约共学，希望默成于道，不必多言，但拗不过众人的反复请求，于是写了一篇《赠石龙黄宗贤赴南台序》。南台即都察院，当时黄绾即将由北京赴南京任正六品的都察院经历。
湛若水在这篇序中，系统的论述了自己对圣学的看法。他说，所谓学，就是达到觉悟的过程。觉悟，就是致知之知。觉悟（知）是心的本体。圣人的知，圆通天下万物；圣人的行，方正如大地；天地一体，因此圣人的知行始终相通。所以易经说：“知至至之，知终终之。”
有人问，为什么知包括行呢？
梦中呓语的人，你把他叫醒，他就不再说梦话；但下次睡觉，他还是会呓语，你让他一直醒着，当然就不会有梦话。大家只知道语言是显，却不知道沉默也是显，睡觉的时候也会说梦话。推而广之，益固然为益，其实损也是益；积极进取者能超过别人，其实完全放下也有得。所以，圣学无非恒久之知而已，世事无常，没有觉悟而应对世事，就会不“知止”，天理就不存在了。
又问：“知和禅有什么区别？”
湛若水说，禅只是空知，而圣学之知，知语默，知进退、知损益，无论语默、进退、损益，知都不失于道。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知自然就出现了，因而知止，不会流于世俗，被环境所左右，如此则内心澄澈安定，然后能察见天理，然后天性长存。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
又问：“那怎么才能脱离禅知，达到圣人之知呢？”
湛若水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就能开启圣知；笃行之，就能保持圣知。知，就是天理。”
黄绾于是把湛若水的这篇序寄给王阳明看，王阳明回信说：“闻接引同志孜孜不倦，甚善，甚善！但论议之际，必须谦虚简明爲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有损。在高明断无此，因见旧时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谩一言之。”信中的“接引者”“旧时友朋”，实际就指湛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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