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胡青 徐永文 黄漫远著的《书院文化》。
《书院文化》是“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此丛书共12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包括《红色文化》《山水文化》《陶瓷文化》《戏曲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中医药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豫章文化》《客家文化》。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朵奇葩，我国有教学功能的书院起始于唐代，江西是古代讲学式书院的发源地之一。
唐代江西有丰城罗山书院、高安桂岩书院、泰和匡山书院、德安东佳书堂等10余所，尤其是东佳书堂更是制定了详细的规条，是教学式书院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被称为“康熙年间十大才子”之一的宋荦说：“顾书院之盛，惟西江最。”
宋荦(1634一1714)，字牧仲，号漫堂，晚号西陂老人，曾负责接待康熙皇帝三次南巡，仕履很广，藏书读书极多，是清代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
江西古代书院最多。20世纪80年代，季啸风先生率全国数百名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书院进行了调查，得出历代书院总数为7300所，其中江西989所，几乎占了七分之一，稳居全国各省之首的结论。
而据2018年江西地方志办公室的统计，江西书院总数为1959所。
江西古代书院的影响曾经最大。庐山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白鹿洞书院学规》)和办学模式得到学术史界的高度评价。
贵溪陆九渊学派的象山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铅山鹅湖书院是理学争鸣的标识。
吉安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群体是中国士子推崇文章节义的典范。
江西是书院文化资源保留最多的省份。2011年完成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国家确认的不可移动的现存文物中，江西书院文化资源最为丰富。
书中撷取典型，叙说盛事：讲述白鹿洞书院故事，寻觅形态多样的各类书院，考察书院对理学的推动，解密文史大家的书院生活，述说科举兴旺与书院繁荣的密切因缘。
游历书院，漫步胜境，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游历书院，我们可以更加熟悉祖国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的文化；可以更了解先贤，崇敬缅怀先辈；可以进一步提高自信，升华爱国热情。
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书院的一些传统，并不断创新，让书院文化在新时代更加鲜活绚丽。
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先后得到朱熹、王阳明等许多名人的关注。特别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淳熙七年(1180)，随着白鹿洞书院规模的扩大，求学者日益增多。在此期间，朱熹为白鹿洞书院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给白鹿洞书院留下最具深远影响的。
该学规的建立对后世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条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儒家经典之间的渊源深厚。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主要是从相关的儒家经典中提取或引申的，并非其本人原创之句。这些儒家经典涉及《中庸》《论语》《孟子》，另外还有《汉书·董仲舒传》。
“五教之目”出自《礼记·中庸》；“为学之序”出自《礼记·中庸》；“修身之要”中“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处事之要”源于《汉书·董仲舒传》；“接物之要”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上》。
朱熹对于儒学经典掌握得非常透彻，把经典古籍杂糅，根据自己的观点去统一融合，铸成学规，规范学生。
学规强调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重视学生道德操守和日常行为的管理。
《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后，书院教育才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从而促进了书院教育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将它贴于岳麓书院，成为《岳麓书院揭示》。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视察太学，亲自书写该学规，赐给太学生；淳祐六年，下旨颁该学规于各府州县并立石以存。
宋元明清时期，许多学校甚至是太学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范本，将它作为制定各自学校学规的依据，有的书院则直接照搬白鹿洞书院的条规。
《白鹿洞书院揭示》可说是书院的“标准学规”，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相当于书院法规得到了官民公认”它明确了书院的宗旨，确定了教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修身、处世、接物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为书院制定了纲领性规程”。
“在这个学规中，朱熹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教育教学的过程，提出了修身、处世、接物的基本要求，把这些儒家思想汇集起来，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较为完整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使书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其贡献不可低估”。
“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对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于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古代江西文史成就令人瞩目，江西古代书院孕育了无数历史名人，“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就有三人。
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孕育了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马端临、汤显祖等饱学之士，他们或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或风流潇洒，誉满神州。他们从江西走来，不少人有着书院求学和讲学的经历。
600多年前的江西，出了两件科举史上的奇事：
一是在明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中，南榜共取进士110人，不仅三甲中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连二甲第一名吴溥、第二名朱塔也是江西人；
二是在紧接着的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共取进士472人，状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这两桩科举盛事，而且是连续两科，可算是科举中的奇迹。
这只是冰山一角。“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用流光溢彩来形容江西科举考试毫不为过。
江西在唐、宋、元、明、清五朝，先后考取进士10495名，占全国的11%，历代皇帝钦点文状元47名（唐代3名，南唐4名，宋代11名，元代3名，明代20名，清代6名)，武状元7名（唐代1名，宋代2名，明代1名，清代3名)。
自唐以来，江西人任宰辅高官者90余人。宋代有晏殊、王安石，到了明代，更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解缙、胡广、杨士奇到费宏、夏言、赵汝愚、严嵩，出任宰辅者达18人。
江西可谓文风炽盛，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之地。江西科举史上还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群聚现象。首先是考取的举人、进士较多。
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书、19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会元、39名解元，自明初至嘉靖年间，中举者280余人，中进士者900余人。
明人吴云称吉安地方“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
再有就是家族性群聚，如临川王安石兄弟五进士，南丰曾巩兄弟四进士，饶州洪迈一门四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门同科五进士，婺源潘钰及子孙一门十进士，吉安“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农家子，也许早上还在田间地头劳作插秧，晚上就有可能在皇帝那里做客饮宴，这种一步登天的事情能让人相信吗？
答案是有可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可以给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提供这样一个直上青云的机会，前提是他有足够的智慧、毅力和运气。
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共持续1300年。
科举制度到后期有许多弊端，局限性很大，许多人思维固化僵化，终被废除。
但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相对公正、公平、开放，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读书人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广大平民提供了晋升之阶，使得自古以来的读书人，无不以科考成功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
书院无疑是孕育这些学子的沃土。书院在培养一代代学子，帮助读书人成人成才成名甚至成为国家栋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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